从1851年到1864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持续了十余年时间，于此几乎相伴始终的便是湘军的征战。湘军如同太平天国的梦魇一般，最终剿灭了这场农民起义。湘军鼎盛时期，人数也不过十多万，而太平军则有百万之众。当湘军攻破太平军的城池时，往往选择以绝后患，规模最大的有三次。

　　一次是李续宾攻破九江后，将城中近二万军民全部。一次是曾国荃部攻破安庆后，数万军民被。还有一次就是曾国荃部攻陷天京，再开杀戒。这三次中，有两次都是曾国荃下达命令的，执行者中朱洪章都参与了。

　　湘军攻打安庆非常艰苦，因为这里是南京最后的门户，历来也是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曾国荃外号“曾铁桶”，他在安庆再一次祭出了绝招，将整个城都围得水泄不通。然而，曾国荃在围城，陈玉成等人率领十几万援军又将湘军围困。

　　但是，曾国荃和湘军挖了几道壕沟，发扬了吃苦霸蛮的精神，誓死不退。他们架起枪械，用猛烈的火力压制援兵的打击，太平军的尸体都堆满了壕沟，就是无法靠近湘军。最后，陈玉成无奈撤退，安庆也失守。

　　安庆之战，打了两年，不仅太平军损失惨重，湘军也消耗巨大。他们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一旦开城，发泄的情绪就涌上心头。他们冲入安庆城，洗劫了这座城市，同时也尽情。然而，太平军仍然有一万多人放下武器，投降了湘军。对于这批人，应该怎么办?

　　当时曾国荃控制的是吉字营，成军时间很晚，人数也并不多，最为鼎盛时期也不过三万多人，攻破安庆时应在万人左右。如果允许太平军的投诚，那么湘军能否顺利控制这支部队，实在是未知之数。何况，经过多年的战争，湘军和太平军已经结成血海深仇，对立情绪很强。

　　曾国荃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此时他的手下将领朱洪章看透了主帅的心思，提议 “惟有杀最妙”。曾国荃是书生带兵，虽然打仗不要命，也见惯了生死，但要杀掉一万多降兵，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朱洪章是个粗人，他欣然向曾国荃请命，由他亲自执行。

　　于是，中国近代战争中杀俘的最高纪录诞生了。朱洪章精心安排，设立一个营房，将营门设置为半开半关的状态。他命令太平军降卒，以十人为一队，进入营房登记。每十人进去，就有十人被杀害。太平军只看到进去的人，却没有看到出来的人，心里也很惶恐。然而，他们就是待宰杀的羔羊，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只能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

　　杀降人数之多，手段之残忍，简直是令人发指。不仅是太平军闻之色变，连湘军内部对这次杀降也争议颇多。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当时在安庆亲眼目睹，他在《能静居日记》记载：

　　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

　　同时，他也承认，“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此之酷者矣”。曾国藩的另外一名亲信李榕，也密报曾国藩称：通计前后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

　　朱洪章提出的杀降之计，虽然在短时期内，迅速降低了太平军的战斗力，也对太平天国起到了震慑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太平军则更加顽抗，尽管后期的太平天国领袖腐朽不堪，太平军的战士们之间还是相互团结，舍生忘死，殊死一搏，给湘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至于说朱洪章本人，他后来在攻克天京之战中，率领敢死队从地道杀入，第一个进入天京。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没有如约领到首功。不仅如此，朱洪章的长胜营还被解散，他获得清廷的赏赐，只不过是军机处记名、尽先题奏，赏穿黄马褂，予世骑都尉世职等虚名，而能力比他低，战功比他少的湘军将领纷纷都获得了提督、巡按等要职。更令人唏嘘的是，他仅以一个总兵身份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