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审讯程序，一位英国审判官曾作如下的评述：“一切在英国和德国有正义感的人士应对这一法庭进行批评，是奉英王陛下所组成的审判最不合理的一个法庭.”所有在威尼斯这一法庭上的人都注意倾听凯塞林的“审判演讲”。

　　凯塞林说：在受审以前，我曾站在切维亚一里米尼德国英雄墓地我的6000个忠勇官兵坟墓的前面.我在默默地悼念他们，并要在这每一个德国人都被视为是罪犯的时刻，来为我的官兵和德国指挥当局而辩护。这就坚定了我的决心，要为我自己来辩护，并要忍受几个月的苦难和俘虏生活，以及长期和复杂的审判程序。我身为一个德军的高级指挥官，负有责任来在这一审判程序中指明出来，在德军官兵中也有一种高度的道德性，在那些悲痛的母亲和孩子们的心目中，也知道为国牺牲是有其高尚意义的，或者也容易引起各民族间的同情。

　　我下的命令，只能由我个人负责。如果我在当指挥官和做人的立场做错了事，那么一切后果由我担当。但我绝不承认单方面只为德国人所采用的刑法，而这种刑法是和一般所公认的法律要发生相反的效果的。我也绝不承认两种法律还算公理，而国际刑法的缺点还能发生刑罚的效果。

　　我知道，裁判也要受到政治的约束。我应该谅解这种事实,但是我要提出下面的说明：许多德国人和外国人在做人、人格和做军官等方面，都是值得我钦佩的。基于我的良心，我愿把我的军事作为交给历史的研究家去评判.基于我的良心，我也愿意在我的上帝面前接受审判。我的家随时都在迎接他的光临.

　　我是一个作战的军人，我也毫不屈服地期待着各位作战军人的审判。不论结果如何，我将知道如何去承受，我已经长时间在被极端轻蔑的状况下学会如何在我的痛苦中高高地站起来。

　　1947年5月6日，凯塞林被判处枪决。这一判决没有执行，因为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认为量刑过重，并立刻展开斡旋。此时已经担任加拿大总督的亚历山大元帅发电报给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表示他希望能给凯塞林减刑。“作为他在战场上的老对手，”他写道，“我对他毫无怨言。凯塞林和他的士兵们跟我们打得很惨烈，但是也很干净。”早在1943年时，亚历山大就曾表示欣赏凯塞林的指挥能力。在他1961年的回忆录中，亚历山大称赞凯塞林说，“虽然错误的情报将凯塞林引入绝境，但他却展现了惊人的能力，摆脱了困境”。无独有偶，在意大利战役中指挥英国第8集团军的英军中将奥利佛·里瑟(Oliver Leese)爵士也表达了对凯塞林的同情。在1947年5月的一次采访中，里瑟表示他对凯塞林的遭遇感到十分难过，认为凯塞林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光明正大地进行战斗”。他认为强加于凯塞林之上的“胜利者的裁决”是令人失望的。曾因在安齐奥的卓越表现而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代利勒子爵(Viscount De L'Isle)则把此事提交到英国上议院讨论。

　　意大利政府很干脆地拒绝了死刑，理由是意大利已经在1944年废除了死刑，并视其为墨索里尼统治的遗物。英国政府对意大利的态度感到十分失望，因为英国之所以如此判决，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迎合意大利公众的期望。英国战争办公室告诉在1946年接替亚历山大担任地中海英军总司令的约翰·哈丁爵士(Sir John Harding)不要再宣判死刑，已经宣判的死刑也应当获得减刑。因此，哈丁在1947年7月4日改判马肯森、迈尔策和凯塞林终身监禁。迈尔策在1952年2月死于狱中，而马肯森的刑期被减到21年，随后于1952年10月出狱。1947年5月，凯塞林从靠近威尼斯的梅斯特雷监狱转移到奥地利的沃尔夫斯贝格。1947年10月，他又被转移到德国威斯特法伦的韦尔监狱。在沃尔夫斯贝格服刑期间，曾有一名党卫军上校提出带凯塞林一起越狱。凯塞林拒绝了他，因为他认为如果越狱，就意味着他承认自己有罪。其他纳粹高官则设法逃离了沃尔夫斯贝格，前往南美或避难。

　　在服刑期间，凯塞林重拾被美军俘虏时的旧任务，继续为美国陆军历史研究部门撰写战史。1946年，在弗朗兹·哈尔德大将的统筹下，凯塞林所写的部分与哥特哈德·海因里希、海因茨·古德里安、洛塔尔·伦杜利克、哈索·冯·曼陀菲尔和格奥尔格·冯·屈希勒所写的部分一起编成了研究二战历史的重要史料。凯塞林贡献了有关意大利和北非战事的史料，并回忆了当时德国高层面对的问题。凯塞林还悄悄地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回忆录手稿由其养子莱纳的生母伊姆加德·霍恩-凯塞林从狱中带出，并在家打印出来。

　　在英国，由莫里斯·汉基男爵牵头，代利勒子爵、理查德·斯托克斯、亚历山大元帅、海军元帅威廉·亨利·杜德利·博伊尔伯爵、军史研究者B·H·李德·哈特和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等人组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团体，争取让凯塞林出狱。与该团体有着密切联系的丘吉尔在于1951年重获首相之位后，很快把释放尚在英国关押的战犯提上了议事日程。

　　与此同时，在德国，释放战犯成了一个政治问题。随着西德于1949年成立以及冷战的开始，德国军队不可避免地要以某种形式重生，因而出现了赦免战犯的呼声，要求让他们协助德国重整军备，参加西方国家的联盟。在德国，媒体呼声日益高涨，如《西德意志汇报》(West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刊载了对凯塞林夫人的采访，《亮点》周刊则刊载了一系列名为“正义，而不是开恩”的关于凯塞林和冯·曼施坦因的报道。1952年，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宣称，如果要让德国加入欧洲防务共同体，就需要先释放德国的军事人员。英国政府肩上的压力与日俱增。

　　1952年7月，凯塞林被查出患有喉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每天抽二十支雪茄，但他已经在1925年戒烟。虽然英国人对这一诊断结果怀有疑问，但他们认为，如果凯塞林像迈尔策一样死在狱中，将给英国的公共关系带来灾难性影响。因此，凯塞林在警卫陪同下送往医院就诊。1952年10月，凯塞林因健康原因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