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评论》一类的法国杂志欢呼普吕多姆中选，同时代的那些把他看成是“他国家主要的诗人哲学家”的批评家们也对评奖委员会的决定大加赞扬。然而，拥护象征主义事业的期刊，如《法兰西信使》和《西方》，则对此大加攻击，认为这一决定表明鼓吹道德说教的保守主义文学派别战胜了捍卫诗歌自由的人们。

　　《泰晤士文学副刊》于1907年普吕多姆刚一逝世便刊登了一篇长文 (9月13日)，综述了英国人对这位法国诗人的看法。“他是一位思辨诗人”，他宣传了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思想和感情”，而这一切，现实主义者雨果办不到，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和魏尔仑也办不到。很清楚，人们认为，把普吕多姆看成新时代的诗人十分合适。在这新时代里，科学希望能改善人的命运，可科学家依然是平常的人，为疑虑和绝望所困。 《泰晤士文学副刊》说：“在这位诗人心底，埋藏着一位早夭的工程师。”

　　斯洛森在《独立报》上说，普吕多姆是一位“为气球、气压计歌唱，为海底电缆、摄影技术，为物种起源和特定引力测定而歌唱的诗人”。

　　E.E.斯洛森在《独立报》(1902年1月25日)的一篇文章中，赞扬普吕多姆的成就：“比任何在世的人都更多地在其诗行中蕴含了科学所能聚集的新材料，并极好地表述了作为这一时代特征的实干与钻研的精神”，斯洛森说，诗人的疑虑反映了科学思想特有的不确定性，而诗人将人道主义看作一种生活方式，正是失去了旧有稳定性的科学家们典型的反应。

　　美国新闻界几乎没有注意到首次文学奖，一位同时代的美国文学评论家将此归因于他的同胞对法国诗歌的一无所知。

　　对普吕多姆来说，美与真理不可分，正如对约翰·济慈一样，这又可以在其《私人日记》中找到证明。在1868年6月5日那篇日记中，普吕多姆兴奋地写道，他终于认识了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艺术家能创造一个在美学上使人愉悦的形式，人类也能呼应其道德观念而使其自身的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