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是20世纪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他是象征主义诗歌在英国的早期代表人物，对20世纪英国诗歌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叶芝的历史就是世纪之交爱尔兰的历史，而他的诗歌则将他个人的历史与那一时期的爱尔兰历史融为一体。

　　年轻时代的叶芝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其早期诗歌多取材于爱尔兰本土的传奇与民谣。叶芝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因此政治是他诗中的一大主题;而与叶芝的民族主义激情紧密相连的是他对献身于爱尔兰文化复兴的杰出女演员莫德·冈的爱情，因而爱情对于叶芝也是个终生的主题。他与格雷戈里夫人的合作亦对爱尔兰戏剧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叶芝的这一连串人生经历同其诗歌有着紧密的联系。凭着他那能创话的想象力，叶芝将生活中许多平凡事件化为美妙的诗句，再在他的诗中创造出具有叶芝风格的象征主义。而且，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在叶芝的许多诗中亦得到了表现。在创造他的艺术、他的象征主义的同时，叶芝似乎也急欲为历史画像。也许是受到了神秘主义(包括布莱克的神秘主义)的影响，这一幅神秘的历史画像颇具悲剧色彩。人的命运是由外在力量所控制的，历史的轮盘不停地旋转，已现的必将重现。《丽达与天鹅》与《基督重临》描述的正是这一主题。多样性的人生，多样性的主题，多样性的风格与技巧，时隐时现的历史影子，构成了叶芝诗歌的伟大所在。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后世的评论家一般将叶芝的诗歌分为三个时期。

　　叶芝的早期诗歌创作包括他从1883年起在《都柏林大学评论》(Dublin University Review)上发表的诗歌，直到1899年出版的《芦苇中的风》(The Wind Among the Reeds)为止。初入诗道，叶芝接受的是后期浪漫主义的传统。对他深具影响的是前拉斐尔派诗人及其后继者，其中的威廉·莫里斯可以说是叶芝的最主要的影响者。莫里斯是叶芝的朋友，他对叶芝的影响在《莪相的漫游及其他》(The Wanderings of Oisin and Other Poems，1889)中最为明显。布莱克和雪莱也对叶芝早期的诗歌产生过影响，因为叶芝曾编选过布莱克的诗集(1893)。这些诗人在作品中表达的信念及情感使叶芝深有感触。

　　然而，尽管叶芝的早期诗歌属于自十九世纪发展而来的英国浪漫主义传统，但由于其爱尔兰背景，他的早期诗歌以其独特的爱尔兰题材而有别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叶芝独特的早期风格：韵律感强烈，充满柔美、神秘的梦幻色彩;诗中所述人物则多为爱尔兰神话与传说中的英雄、智者、诗人以及魔术师等。同时，这些诗表现出一种忧郁抒情的氛围，笔触颇似雪莱。对于年轻敏感的叶芝而言，诗就是梦，梦能保护俗世中的诗人，而他从孩童时就沉浸于其中的爱尔兰神话与民间故事则是他寻梦的遥远去处。这一时期的主题大多为回忆和梦想，其顶峰之作也许就是“茵尼斯弗里岛”(“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此诗可谓叶芝白日梦的杰作，实际上反映的是诗人对故乡爱尔兰的一种思恋情绪。其广为传诵的部分原因也许就在于其彻底的浪漫主义主题和独特的语言风格。

　　叶芝中期创作的诗歌主要包括《在七片树林里》(In the Seven Woods，1904)《绿色头盔及其他》(The Green Helmet and Other Poems，1910)《责任》 ，(Responsibilities，1914)《库尔的野天鹅》 ，(The Wild Swan at Coole，1917，1919)以及《迈克尔·罗巴茨与舞蹈家》(Michael Robartes and theDancer，1921)，其时间跨度约为1899年《芦苇中的风》出版之后至1926年《幻象》 (A Vision，1925)出版之前。关于叶芝诗歌时期的划分，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主要以其诗歌主题、风格变换为参照。正当叶芝感到早期风格已到顶点，而新的发展方向尚未明确时，艾兹拉·庞德进入了叶芝的生活圈子，并对其新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直接导致了叶芝中期诗歌中有一种新的精微的具体性，这一特点同庞德的意象派诗歌有共通之处。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内容上，也表现在措词上，其结果就是一种新的质朴无华的、具体的风格。它更关注精神的意象和细节，所表现的情感也更为明确。

　　这一时期，叶芝开始用贵族的理想观点来衡量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革命者及爱尔兰大众，其结果只能是失望。在叶芝看来，暴力、内战并非爱国的表现，而是“黄鼠狼洞里打架”。他觉得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缺乏在约翰·奥利里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爱尔兰传说中的高贵和古老的英雄主义气质。对爱尔兰政治的失望使得叶芝改变了他的诗风。早期寓言般的梦想被抛弃了，他的诗更加现实、复杂、世俗化，逃往“茵尼斯弗里岛”已是大可不必。他早期的象征主义柔弱无力，必须注入新的活力;而他的新象征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对神秘中的秩序的追求。为此，叶芝发展了一种神秘的历史循环论，集中表现在《幻象》(1926)一书中。叶芝认为：历史的发展周而复始，当一个周期完成后，又进入下一个周期，如此不断循环。他的许多诗歌就是这种历史理论的直接说明。

　　叶芝后期诗歌的风格更为朴实、精确，口语色彩较浓厚，多取材于诗人个人生活及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细节，且多以死亡和爱情为题，以表达某种明确的情感和思索。后期诗歌包括诗集《钟楼》(The Tower，1928)《盘旋的楼梯》 ，(The Winding Stair，1929)《三月的圆月》 ，(A Full Moon inMarch，1935)和《最后的诗歌及两个剧本》 (Last Poems and Two Plays，1939)。《钟楼》收集了叶芝的一些内涵最丰富的诗，如：“驶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钟楼”、“内战冥想”(Meditations in Time of Civil War)、“1919”、“丽达与天鹅”以及“在学童们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对于叶芝来说，生活与艺术是一种冲突。随着年纪不断增大，年龄与欲望又成为一对矛盾。在“驶向拜占庭”一诗中，诗人构造了日渐衰老的肉体的渴望与灵魂对自由的向往。诗中，一位老人拒绝了年轻人的感官世界，表明渴望摆脱肉体束缚而追求永恒的艺术世界的愿望。在“在学童们中间”一诗中，他也谈到了时间与人生的问题。而“丽达与天鹅”则又使他回到《幻象》中的历史循环这一主题上。

　　《弯弯的楼梯》(1933)包括了一些很优秀的哲理诗，如“自我与灵魂的对话” (A Dialogue ofSelf and Soul)，但也有一些是回忆过去的诗歌，包括对朋友的怀念。其中“库尔庄园与巴利里”(Coole Park and Ballylee，1931)一诗谈到诗人与格雷戈里夫人的友谊与他们的文学功绩。诗云：

　　我们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选择了传统的神圣与美好为主题。

　　这“最后”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叶芝在文学史中为自己提前找到了位置。《三月的圆月》(A Full Moon in March，1935)包括一组称为“超自然的歌”的文学诗。这些诗浓缩了叶芝的思想，语言简朴。其中“人的四个年龄阶段”一诗体现了幻想中的思想，也反映了对人类文明的思考。

　　叶芝的理论成就主要表现在《诗的象征》一文中，但他并不是一个理论家。《幻象》中的思想也并非什么完整的理论，而是个人色彩很浓厚的一种价值观念。叶芝是个诗人，他的成就在于那多样性的诗歌，丰富的题材与想象。此外，娴熟的技巧也是他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华兹华斯统治了上一个世纪的英语诗歌，那么叶芝则统治了19、20世纪交替时期的英国与爱尔兰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