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茨威格心目中，罗曼·罗兰占据着崇高的地位。《昨日的世界》写到两人第一次见面时说：“我在他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的、道义上的优势;一种不带骄傲情绪的、内心的自由，这种自由对于一个坚强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一眼就看出，他在关键性时刻将代表欧洲的良知。”茨威格还评价说：“诗歌、音乐、科学的三位一体与法、德、意文化三位一体的交融在罗兰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世界的良心”。

　　卢那察尔斯基称赞罗兰为：“和平主义教皇”。

　　他获得了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评价为：“文学创作中高度的理想主义以及在描写各种不同典型时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心和真实性”。

　　罗曼·罗兰一生贯穿人道主义思想。前期受托尔斯泰影响较深，主张全人类抽象的“爱”、以“英雄精神”对抗社会沦丧，文化堕落，提倡艺术为普通人服务。

　　20世纪30年代，罗曼·罗兰积极投身进步的政治活动，他任国际反委员会主席，声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斗争，并出席巴黎保卫和平大会，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两次世界大战，反对纳粹德国季米特洛夫、呼吁苏联停止对知识分子的流放、乃至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左翼作家的等等，在维护正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罗曼·罗兰的作品也对人起到了指导作用，傅雷的少年经历及感染浪漫派文学，对他的情绪有极大影响，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神经亦复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在游学期间，他先后到过瑞士、比利时、意大利、但“均未能平复狂躁之情绪。”但是，傅雷的这种情绪很快就被罗曼·罗兰转移。留法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傅雷读到了罗曼·罗兰写的一本小书《贝多芬》，“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由此可见，这本小书的产生，是作家受到贝多芬精神影响的结果。罗曼·罗兰当时的状况，与此时的傅雷颇为相似，故此，傅雷便如“神光烛照”，感动得“不禁嚎啕大哭”了。

　　罗曼·罗兰是王元化所喜爱的作家。王元化青年时代所写的这两篇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文章，认识独到，见解高远，后收在1952年初版的作者文学评论集《向着真实》一书中。罗曼·罗兰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确实是王元化的精神宝藏。据王元化的高足胡晓明教授介绍，直到王先生仙逝之前的那一年，还在请人读这本书。而且还在其夫人去世后，写过有关这本书最新的心得。日本学人相浦杲先生是深知王元化的，他说王先生对罗兰的认识一直没有变。这在王元化，是一种长期的人文生命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