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从小就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也不怎么把家里的钱当钱，就连本朝太史为他做传时，也不得不承认他“好酒及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大约那时他整天不过是在到处闲逛，或在酒店里和一些同样不三不四的男女吃吃喝喝，打情骂俏，其实是个混混。

　　后来，总算谋了个“泗水亭长”的差事。秦制，十里为亭，十亭为乡，则亭长比村长高半级，比乡长低半级，是个相当于公社生产大队长的基层干部，而且还是试用的。这种差事，算不得官，只能算是吏，而且是小吏。权不大，事不少，好处不多，麻烦不少，一般体面人家子弟不屑于做，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家又做不了，最合适刘邦这样的痞儿和混混去做。刘邦当了亭长以后，除发明了一种竹皮冠，装模作样地戴在头上外，倒是没有什么官架子，依然嬉皮笑脸，吃喝嫖赌，而且经常在酒馆里打白条赊酒吃。刘大妈心疼她这个小儿子，常常去帮他还酒债，而且总是加倍地还钱。于是刘邦在乡里乡间，便博得一个“大度喜施”的美名。

　　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后来成了个人物，则他小时候的优点固然是优点，即便是缺点也无妨看作优点。刘邦、项羽的不爱读书学习，自然都成了“胸有大志”的表现。的确，学术学术，学问只是术，不是道。道不是可以学得来的。治学者学问再多，也只能为人臣。得道者学问再少，也可以为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