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一生都在缓缓地告诉世界 人这一生,活得是个烟火气
喜欢汪曾祺,是从读到这段话开始的。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我想起古龙那句,“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心一窄想寻短见,就放他去菜市场。”
菜市场,也是我最爱去的地方。看着一堆堆新鲜的萝卜白菜,看着那摆满货架的各种调料,心理有莫名的舒服感。
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吆喝叫卖,讨价还价,孩子们跑来跑去,所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流淌出动人的交响乐。
真正的生活是热腾腾的,有温度的,有色彩的,而不是冰冷的,苍白的。
读过汪曾祺的散文和小说,才发现他是作家里面的美食家,美食家里的生活哲学家,是真正懂生活,有滋味的人。
北京作家凹凸也说:“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他。”
汪曾祺就有这样的魅力。
汪曾祺的可贵之处在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对生活都保有一种热忱和洒脱,这不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境界。
他在昆明待了七年,先在西南联大读中文,读到一半因外语不好,不能随军去往越南当翻译员,于是被迫肄业,在昆明乡下一个同学办的学校当老师。
在昆明的生活,常受日军轰炸,动不动跑警报,动不动死人,动不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断炊。
但在汪曾祺眼中这样骇人的灰色场景,成了另一番风趣的景象。
跑警报成了谈恋爱的好时机,因为这个时候女同学乐于被人照顾,男同学也正好献殷情,又隐隐有那么一丝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不同。
昆明多雨,许多人恼得不行。他心里却爱极了这雨,形容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
时常赞叹,在昆明见了长得最好的茶花,吃了最好吃的牛肉,好吃的米线可救失恋的痛苦,自己还研究了一堆云南菜的做法,写到文里,读文的人读到饿了,能转身进个厨房依葫芦画瓢地做出来。
他在联大读书,除了中文,写作好之外,数学和英文都极差,还有得过零分的时候。
联大老师对于他的态度成了两边倒的姿态,中文老师护他,其他科目的老师表明态度的厌烦他。
他不管,觉得内心爱不起来的就不要勉强,任由不喜欢的科目成绩败坏下去。
但热爱读书,就爱到了骨子里,整日逃课去泡茶馆,去翠湖图书馆,去坟地看书,乃至看完了一整座图书馆的书。他说:
“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掂出自己的价值。
人总要有点东西,活着才有意义。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出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
在西南联大,中间为汪曾祺
后来,他被下放到农村,起猪圈,刨冻粪,背粮食,看书写字画画的手成了种地的手,经常累得一句话说不出来。
1960年,他被摘掉的帽子,城里的却没有愿意接收他的单位,只能继续种地。
那浩劫的年头,中国文人走的走,死的死,留下来的,大多也心灵有了裂痕。汪曾祺靠着爱着点什么,磨练自己的念头保全了自己的天真,热情。
他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不管走到哪一步,他都不允许自己愁眉苦脸,总想办法找点乐子。
在喷洒农药的过程中,他发现 “波尔多液”是很好看的天蓝色。在坝上工作时,他采到一个大蘑菇,为能带回北京给家人做一碗汤而高兴不已。
在孤寒的马铃薯研究站,他觉得日子过得很悠闲,没有人管,也不需要开会,简直如神仙一般自在。
早上起来,到马铃薯地掐一把花、几只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上,开始对着画。
到了晚上,就尽情读书。
一个人在困境中仍然能认真地对待生活,抵御生命中的黑暗,不悲不喜,不怨不怒,那才是真性情,那才是真人格。
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3岁时母亲杨氏因肺病去世,两年后父亲汪菊生再婚,5岁的他有了第一个继母张氏,张氏待他极好,弥补了他缺失的母爱。
这样温暖的日子持续到高二,继母也因病去世。
他又迎来了第三位母亲任氏,他与这位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但依然对这位母亲十分尊重。
一个家几十年间聚散离合,他内心不觉得有任何芥蒂悲戚,心里只记得每位母亲的好,家的形象在他心中是永恒的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他说:“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我希望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因为曾被温柔的人对待,深深了解那种被温柔对待的感觉。”
汪曾祺的画
温柔是他的人,温柔也是他的笔墨。他的笔墨,亦有同样温柔敦厚的老师,沈从文的影响。
沈从文曾对他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因为小说是写人物的。人物是主要的,先行的。
作者要爱所写的人物,要具有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情,要有带抒情意味的同情心,与人物站在一个平台,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以人物哀乐为自己的哀乐。
另外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这是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
沈先生教导汪曾祺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的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们”多身处社会最底层,来自各行各业。
如早起工作的戴车匠,做老式银器的侯银匠以及他十七岁就挑起婆家生活重担的女儿侯菊,接生的陈小手,做豆腐干的连万顺,孵鸡养鸭的余老五与陆鸭等等。
这些人起着普通的接地气儿的名字,是最真实的芸芸众生。
“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每个人都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
吃着糙米饭,喝着粗叶茶,谈论着家长里短,凭着自己的双手为生活的柴米油盐奔波劳碌。
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中,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着“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的岁朝清供之心。
他曾在《闹事闲民》中描写过一个淡泊无为的“活庄子”。这是一个在独居的老人,外界的风云变幻,好像都与他无关。
虽然身在闹市,却在内心修篱筑菊,每天吃着简单重复的食物,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静静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在这个“闲民”身上汪曾祺似乎找到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清心寡欲,顺应生命,通透达观,天真自然。
人生最奢侈的莫过于,不论长到什么年纪,都有一颗童心。
全家老少都称他“老头儿”,老婆施松卿这么叫,三个儿女这么叫,连小孙女和外孙女也这么叫。
他认为:“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他们的未来,都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设计。
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汪曾祺有些驼背,姐妹俩经常会拍拍他的背,喝道:“站直!”他就顺从地勉力把双肩向后扳扳,然后微闭着眼睛,享受着她们的捶捶打打。
有些来过他们家的人羡慕地说:“你们家气氛真好。”
有的年轻作家或是编辑到家里来,由于不熟识,见到汪曾祺很拘谨,姐妹俩就安慰他们:“别怕,他在家里最没地位了,我们都欺负他!”
汪曾祺一家
汪曾祺良好的家庭关系,源自于其父亲良好的家风。
其父汪菊生是个很随和的人,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
汪曾祺的姐妹称父亲是“孩子头”。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们疯玩,与孩子们一起放风筝,在田间奔跑,做西瓜灯。
汪曾祺十七岁初恋,暑假时,在家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
十几岁他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便给他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父亲一根,汪曾祺一根。
汪曾祺自己儿子的恋爱,他也采取“闻而不问”的态度。了解,但不干涉,完全相信孩子的选择。
儿子有一年把一个正受林彪的黑户带到家里来。儿子惹了这么个麻烦,他忍不住责备儿子,责备完又立刻明白过来,儿子是对的,自己是错的,自己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和尊重。
于是立马道歉,让儿子同学在家里住了四十多天。
汪曾祺所倡导的亲子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以平等的姿态相处,带点儿童心童趣,有点儿幽默感,最终形成多年父子成兄弟的状态。
汪曾祺还是一位慢生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有一双超越功利的眼睛,有一份超越常人的耐心。
他从自然中寻找到美,寻找生命性情的自由表达,他写的花草既不名贵,也不稀奇。只是平常的荷花、茶花、鸡冠花,甚至狗尾巴草。
只有极度热爱生命的人,才能对生活有最细微的体察,才能在微小而饱满的事物中,获得底气和生活的哲理。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因病去世。
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哎,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龙井茶!”
他这一生如同浴一回月光,落两肩花瓣,踏一回轻雪,活着,走着,看着,欣喜着,却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情。
汪曾祺的画
从他的文中,或可提炼出“人活得自在”的五种姿态:
第一种:如栀子花般不在乎的姿态。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第二种:学会细细品尝各种滋味,才不枉此生,才不至于失去希望后就绝望。
“一个人的口味嘛,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
第三种:人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业余的,爱着。”
第四种:要用积极态度对抗一切悲哀,懂得欢欢喜喜面对一切。
“葡萄,每个月都改变自己的模样适应气候。因为无论如今气候如何,来年它都得欢欢喜喜地发芽。”
第五种:在闹市中习静,内心安定。
“你的心最好不是招摇的枝柯,而是静默的根系,深藏在地下,不为尘世的一切所鼓惑,只追求自身的简单和丰富。”
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读汪曾祺的作品。
他一生所写都在缓缓地告诉世界,人这一生,活得是个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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