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时任两江总督)被刺身亡，刺客并没有逃跑，甚至高喊：刺客是我张汶祥，后被抓。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刺马案”。

　　“刺马案”是清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一时间举国侧目，朝野震荡，将臣人人自危，刺客到底是从何而来?为什么要刺杀马新贻，又如何能一击而动?

　　这一连串疑问困惑着所有人，然而这一切始终没有答案，重重压力之下，慈禧太后下令刑部尚书郑敦警前往江宁复审刺马案。

　　审讯僵持不下，郑敦谨决定重新探访刺客张汶祥家，以获得新的线索。

　　铃铛，这个意外的发现，让郑敦谨越发相信，张文祥为个人恩怨刺杀马新贻的说法根本不足为信，这绝对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张汶祥在刺杀现场的嚣张言语是何用意?

　　孙衣言所说的背后主谋究竟是谁?

　　这个对手又是何等可怕，能让生性好强的马心怡在临终前一再叮嘱家人放弃追查凶手，忍气吞声，只求自保。

　　郑敦谨的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这是他早有隐约感觉，却始终没有勇气说出的秘密。

　　但是，马新贻毕竟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刺杀他所冒的风险绝非一般，又有什么人能有如此缜密的心思和惊人的胆量来执行刺马计划?

　　面对悬而未决的刺马一案，朝中重臣公然上奏，直接指出总督马新贻被刺，与江苏巡抚丁日昌有关。

　　马新贻遇刺，最令人起疑的是刺马案发生前夕，本应参加阅射的丁日昌，在接到一封密令之后，离开苏州赶赴天津。

　　刺马案发生的前一天，接到密令的丁日昌，如期抵达天津。

　　正是这一天，江宁大雨，马新贻阅射未能成行。

　　第二天，马新贻被张汶祥刺杀。

　　如此巧合，会不会是有人刻意选择了行刺的日子?

　　马新贻被刺杀时，曾国藩正陷于，天津教案引发的中。如此焦头烂额之时，曾国藩根本不可能，还有心思谋划一场需要精心布局的刺杀。

　　更何况，当时的曾国藩已经年逾60，饱受病痛之苦，连遗嘱后事都一再交代，又怎么会处心积虑派人刺杀马心仪?

　　不仅如此，郑敦谨接到密报，丁日昌赶赴天津是奉了朝廷的密旨。

　　朝廷选中了，有洋务能员之称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前往天津协同办案。

　　他们这两日密探的都是“天津教案”，根本不存在流言所说，两人密谋不可告人之事。

　　就在郑敦谨苦于案情没有进展之时。江宁营务处，总管袁保庆求见。令郑敦谨颇感意外的是，袁保庆问起了，六个月前发生的天津教案。

　　六个月前天津民众攻击法国教会机构，造成数十人被杀的，震惊中外。法、英、美、俄等七国军舰集结天津，以武力向清政府施压，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很快朝中大臣上奏，除了尽快处理天津教案，同时要调兵在京畿和海口住房以防万一。

　　这份奏折颇为符合慈禧心意，她早就想将长江水师指挥权，从湘军手中夺回，却苦于找不到机会。此时借机整顿长江水师，既能夺回指挥权，又能增加上海和江苏的布防，这个提议一箭双标。

　　长江提督黄翼升绝对不会允许指挥权易主，袁保庆的提醒让郑敦谨心头一紧。天津教案，导致了水师重新布防，很可能是刺马案的导火索。对于郑敦谨的分析，袁保庆深表赞同。甚至直指刺客，肯定与黄翼升有关。马新贻与黄翼升多有冲突。如今，马新贻以布防的名义夺取指挥权，黄翼升当然不可轻易交出，两人矛盾必然激化。

　　6月28日，慈禧太后再发上谕，令马新贻调动水师往京畿和海口布防。

　　就在马新贻费尽心思考虑怎么从黄翼升手中，夺过长江水师的指挥权时，他遇刺了。这绝对不是巧合，必然是激烈的矛盾，才会如此极端，导致鱼死网破的行动。

　　袁保庆告辞后，郑敦谨心生不安。刺马一案，也许和曾国藩无关，但如果此事真的是黄翼升策划，即使曾国藩并不知情，也不可能不受牵连。

　　倘若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自己所要遭遇的对手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无法撼动的政治集团。

　　郑敦谨心烦意乱之时，江宁将军魁玉登门求见。原以为魁玉，和众多登门拜访者一样，是来游说劝解的。

　　不料，魁玉向他透露了一个惊人的内幕。马新贻遇刺后，朝廷连发了四道谕旨，其中有三道是公开发布。而另一道，则是发给安徽巡抚英翰的秘旨。这让郑敦谨始料未及，身为刑部尚书，他对这道密旨竟然是一无所知。

　　紧接着，魁玉道出的的密旨内容，更令郑敦谨惊愕失色。密旨中要求，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英翰是满人，不属于湘军一系。很显然秘密交代英汉加强防务，就是为了预防两江兵变。

　　对于朝廷而言，当务之急是稳定两江地区，而并非是捉拿刺马案元凶。这些天，自己一心查案，竟然未能细细考虑，这其中大有玄机。联想到初来江宁之时，茶楼酒肆中流传，马新贻渔色负友，杀弟夺妻的传闻，郑敦谨更是不寒而栗。

　　张汶祥被擒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在渔色负友传闻中，张文祥被塑造成忠肝义胆，为友复仇的侠士形象;而马新贻则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为了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编排丑化马新贻的京剧，凶手不仅要杀死马新贻，还要在他死后以强大的抹黑他，让他永远无法翻身。

　　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对手。

　　回想马毓桢几日前的惶恐迟疑，郑敦谨决定连夜赶往马府，也许马毓桢还有隐情未说。

　　一见面，郑敦谨便直言不讳的指出，若明知仇人近在咫尺，却不敢言明，不但枉为人子，将来马家也必然处处受制于人。郑敦谨的坦诚，终于让马毓桢卸下心防，他向郑敦谨吐露了一个隐藏已久的秘密。

　　原来，马新贻到两江还负有，追查天国圣库的秘密使命。马毓桢此言一出，郑敦谨终于明白马新贻，为何会在晋见太后之后失魂落魄。

　　天国圣库，这是一个足以撼动大清王朝的惊天秘密。

　　当时，太平天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天国圣库不断膨胀，据说财富最多时累计达到18000000两白银，而当时清廷国库仅有200000两白银。这笔传言中百倍于清廷国库的巨款，不知令天下多少人觊觎，连慈禧太后都垂涎不已。

　　然而，天京城被攻破之后，曾国藩却称：“天王府被大火焚毁，除了两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根本没有传闻中所说的天国圣库。”

　　面对种种疑点，曾国藩深知，湘军是清廷的心腹大患，于是，毅然壮士断腕，将湘军撤散。如此一来，君臣关系趋于和缓，由于曾国藩高明而适时地避让。天国圣库一事，最终不了了之，成为一桩无头悬案。

　　但是，如此巨大的财富遗失民间，抑或落入某些人手中。紫禁城中的最高当权者每每思虑起来，必然会觉得寝食难安。所以，马新贻还负有追查天国圣库的秘密使命。

　　这一切都让郑敦谨大惊失色。紧接着马玉珍提到了另外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觐见慈禧两日后，父亲上折请假，回山东菏泽老家探亲。回到老家，父亲带着家人扫墓祭祖，在跪拜祖先之时，他竟然留下了遗嘱。他说，此去江宁吉凶难料，万一有什么不测，千万不要到京告状，一定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

　　一跃成为两江总督，是何等春风得意。然而当时马新贻想到的却是生死离别，扫墓祭祖，留下遗嘱。

　　马新贻也许早已预料到，自己孤身一人到江宁，既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无疑是深入龙潭虎穴。然而即使马新贻深知前途凶险，两江之行极有可能有去无回，但他依然义无反顾赴任两江总督。

　　既然已经知道结局，为何还要来江宁?郑敦谨实在难以理解，也许那时马新贻不想认输，但到了最后，却又不得不服输。

　　一步步接近刺马案的真相，郑敦谨却莫名生出一种孤身闯入虎穴之感，悚然而惊。

　　也许，是湘军将领黄翼升铤而走险，对马新贻痛下毒手;抑或是因为马新贻，有追查天国圣库的秘密使命，引来杀机。但无论是任何一种可能，这都是郑敦谨不能触碰的真相。

　　湘军虽然名号不在，但势力根深蒂固。中央朝廷都难以撼动，即使明确刺马一案与湘军有关，朝廷未必有决心撕破脸面，同湘军彻底决裂，毕竟对于朝廷来说，马新贻一人的性命，与大清江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湘军难以撼动，天国圣库更是不能触碰。若是深究，一旦查明刺马案与天国圣库有关，势必就会暴露，那就会直接导致慈禧与曾国藩的明争暗斗表面化，必然会引起朝野震惊。万一激起湘军兵变，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现在，郑敦谨的处境跟马新贻一样。马新贻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堂堂的朝廷一品大员，最后被当街刺死。

　　那么，郑敦谨不也正在重蹈马心仪的覆辙，他受太后的，到江宁来审这个案子，几经周折费尽心思，一心要把这个元凶捉拿归案，但是他从未想过，他何尝又不是危机四伏呢?

　　公元1871年正月刚过，远在北京的慈禧终于等到了郑敦谨的奏折。

　　这份结案报告依然沿用了张之万的说法。张汶祥行刺马新贻完全是个人行为，与他人无关。在这份奏章上，郑敦谨依然写到，该犯供词尚属可信。

　　在慈禧太后的首肯下，朝廷终于发出了谕旨，正是肯定郑敦谨的结案报告。这份漏洞百出的奏折最终成为官方认可的定论。

　　从始至终参加会审的孙衣言，为马新贻写一篇神道碑铭，公然指责结案，太过草率，背后隐情尚未查清，悲鸣益处，为之哗然。

　　公元1871年2月15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在江宁刑场将张汶祥凌迟处死。马新贻被运回山东菏泽老家安葬。对于他的身后事，朝廷也极尽隆重之能事。

　　轰动一时的刺马案，最终以张汶祥一人之死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