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我国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他出身卑微却志向远大，凭借着过人的权谋和智慧，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中脱颖而出。董卓死后，曹操接受荀彧、程昱所议，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接汉献帝至许昌，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把15岁的小皇帝变成自己手中的傀儡，使自己的发号施令变得名正言顺。依靠天子这张王牌，曹操在政治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从此他挫袁绍、平吕布，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官拜丞相，封魏王，成就了一番霸业，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对于曹操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一部《三国演义》将其描绘成了大奸大恶的代表，而且影响深远。相比之下，与他同时代的许邵用“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来形容更显客观。曹操的一生可谓是戎马倥偬、刀光剑影，历经无数次的征战杀伐，最终达到了权力的顶峰。然而，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世人:此时的曹操，可以说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他可以轻松地废掉小皇帝并取而代之，可是为什么在25年的时间里，也就是从公元196年“挟天子”直到公元220年去世，曹操始终没有跨越这一步呢?推究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曹操不想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东汉末年，汉室衰微，天下大乱，但朝纲伦常依然在形式上存在着，儒家文化的忠、孝、仁、义等理念依然是当时的价值标准，何进、董卓等把持朝政后都不敢贸然称帝。曹操虽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军阀的雄才大略，但依然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他争夺权力、对外征战的过程中一直以朝廷的名义进行，以天子的名义兴师问罪，使自己站在正义的一面，取得道义上的支持。曹操平定董卓、吕布叛乱打的正是朝廷这张王牌，如果曹操废掉汉献帝，登上皇帝宝座，那他跟董卓、吕布还有什么区别呢?董卓、吕布可是当时天下公认的残暴之人，是人人欲得而诛之的对象，曹操的智慧谋略都远在这二人之上，当然不愿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虽然曹操竭力宣称自己是奉天子诏，但天子权力，却也是路人皆知之事。孙权、刘备早已唾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但曹操并不惧怕这种责骂，因为当时天下分裂，群雄并起，相互之间的责骂和攻讦本属正常，曹操同样以乱臣逆贼的名义指责他们，他所惧怕的乃是留下历史的骂名，那可是有口难辩、影响深远的。因此曹操一直保持宰相的身份而不敢随便僭越称帝。据《魏氏春秋》记载，夏侯敦曾对曹操说:“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由此可见，曹操为自己所设的标准是非常高的，他是想做周文王那样的圣人，成为千古传诵的对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亘古流传的圣人称号比一个身背骂名的皇帝的称号美好得多了!

　　曹操在《述志令》中进一步明示:“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意思是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作为“春秋五霸”的霸主，称霸之后还名垂千秋，就是因为他们仍然以周王朝为尊。言外之意，如果两者之一取代了周王朝，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而曹操也正是想借机澄清，尽管他势力非常大，但他决无二心，他并不是想篡汉的“奸雄”，而是一心辅佐幼主的“能臣”。这所有的一切都说明曹操深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不想背上千古罪人的历史骂名，而是想做一个流传千古的圣人。

　　第二，从当时形势来看，曹操生前还不具备称帝的条件。虽然当时曹操已经取得汉王室的绝对控制权，但他的势力还是局限于中国北方，孙权和刘备还在东南、西南虎视眈眈，国家还未统一，天下并不太平。如果曹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称帝，势必成为众矢之的，让刘备、孙权抓住把柄，带领天下英雄讨伐他，这样，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便不复存在，就会陷于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动，甚至引起新一轮军阀混战。虽说曹操此时兵精将广，但以乱臣贼子的身份与天下豪杰对抗，却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反而有可能使自己的大好形势得而复失，这显然是对曹操不利的，所以他对称帝一事非常谨慎。

　　但是，曹操的许多部下都曾劝说过他称帝，孙权也曾劝曹操废汉建魏，但曹操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据《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上书给曹操，表示愿意俯首称臣尊奉曹操为帝，曹操当即识破了孙权的伎俩，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也就是说，一旦自己称帝，势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曹操的识见实非一般。曹操清楚:只要紧紧靠着汉献帝这棵大树，谁也奈何不了他，谁也动不了他，否则便是自取灭亡。曹操被封为魏公、魏王之后，内部的反对派和外部的敌对派凡有所行动者，都得不到好下场，就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曹操坚持实用主义，并不看重虚名。曹操是一个志向远大、雄心勃勃的人，年轻时即打算建功立业有所作为，然而生逢乱世、朝政废弛，才华得不到发挥，因而走上了军阀争战的道路。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统一天下，安邦定国，其他的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他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用。选择“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他非常高明的手段，这一选择让他在军阀混战中处于极大的优势。他的这种实用主义还表现在用人上，他的用人原则是不问出身，唯才是举，荀攸等人正是因此而被招到他的麾下，帮助他奠定了霸王功业。

　　这种讲究实际、不务虚表的作风在是否称帝的问题上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曹操平定北方之后一步步剥夺了汉献帝的权力，直到完全成为他的傀儡，成为他发号施令的道具。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以荀彧之死为代价受封魏公及九锡，并把全国合并为九州，最大的冀州归他管辖，魏郡也是最大的郡。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逼迫献帝诏令他设置只有天子才可使用的旌旗，头戴悬垂有十二根玉串的礼帽，乘坐专门的金银车，套六马。至此，曹操既把持了朝廷的一切大权，也具备了身为天子才能有的装束礼仪，此时，陈群、桓阶、夏侯敦等人都劝曹操称帝，然而曹操不为所动，坚持不做皇帝。

　　其实此时的曹操称不称帝只是一个名号的问题，天子的诏令由他口授，官员的任命由他授意，朝廷的政策由他决定，他是以丞相的名义做皇帝的事，曹操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皇帝，何必去计较“皇帝”这个称号呢?汉献帝刘协倒有“皇帝”的名号，可又有什么用呢?曹操在《述志令》中说:“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意思是自己做到宰相已经非常尊贵，已经非常满足了。成为事实上的皇帝，曹操当然满足了，已经享受到了皇帝的各种待遇，也就没有必要去公然登基称帝了，那样反而会让刘备、孙权抓住把柄，陷于被动，实在是没有必要!如果一定要这个皇帝的名号，那就让自己的儿子去做吧，所以曹操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曹操的确是为自己的儿子称帝做好了准备。

　　总之，曹操在要不要称帝这件事上处理得非常聪明，他以丞相的名义做了应该由皇帝做的事，在形式上维持了儒家的伦理纲常，在实际上实现了自己的野心和欲望，既让刘备、孙权抓不住把柄，又为自己的儿子日后称帝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