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起来，关中这场叛乱，是曹操没有听高柔的劝谏而导致的，是由曹操疏忽大意的错误所致。但是，后人多认为，曹操就是要逼反那些表面上遵奉朝廷，实际上是各行其政的关中诸将，为名正言顺地剿灭他们制造借口。可以说，从一开始，曹操就是有预谋的。

　　《孙子兵法》第一篇、始计篇，开篇就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第一件需要做好的事情就是“道”：“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因此，曹操要先使自己在道义上处于优势。

　　渭南之战，曹操自诩为"兵之变化，固非一道"而灵活用兵的成功战例，颇受当时与后世的关注。在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曹操进爵魏公时，汉献帝在诏书里褒奖曹操渭南之战的功绩时说：“马超、成宜，同恶相济，滨据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献馘万计，遂定边境，抚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

　　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在《檄吴将校部曲文》中称及此战说：“近者关中诸将，复相合聚，续为叛乱，阻二华，据河渭，驱率羌胡，齐锋东向，气高志远，似若无敌。丞相秉钺鹰扬，顺风烈火，元戎启行，未鼓而破。伏尸千万，流血漂樐，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曹魏文人缪袭曾作《平关中》，言曹公征马超，定关中也。曰：“平关中，路向潼。济浊水，立高墉。斗韩马，离群凶。选骁骑，纵两翼，虏崩溃，级万亿。”

　　晋朝文学家潘安在《西征赋》赞扬：“魏武赫以霆震，奉义辞以伐叛，彼虽众其焉用，故制胜于庙算。”北魏时期镇远将军杨侃却认为：“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挟(潼)关为垒，胜负之理，久而无决。岂才雄相类，算略抗行，当以河山险阻，难用智力。”

　　唐朝诗人岑参在《东归晚次潼关怀古》夸赞：“行行潘生赋，赫赫曹公谋。川上多往事，凄凉满空洲。”元朝史学家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点评说：“曹操估关中而远征张鲁，伐虢取虞之计也。盖欲讨超、遂而无名、先张讨鲁之势以速其反，然后加兵耳。”并认为当时天下的兵马，以“关西之兵最为精强”，之所以被曹操打败，是因为“法制不一”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