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在建都何处问题上倍受困惑，起初定都洛阳，然因其谋士张良言尽关中百般之好，以及当时为加强关中的统治，汉朝最终帝都于长安，而洛阳则作为“东都”，直至王莽篡位，我们称其为西汉。

　　在西汉王朝风雨飘摇之时，身为汉系子孙的刘秀则在宛城为光复汉业(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南阳)起兵讨伐王莽政权，之后力争群雄最终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再次统一华夏，再次建立汉朝，而此时之汉，则被后人称之为东汉，然东汉之得名，乃是因其定都洛阳，因洛阳地处长安之东，遂被后人称之为东汉，而汉光武帝刘秀为何弃长安而都洛阳?

　　公元25年六月，刘秀即皇帝位，其后坐镇河阳(今河南孟县西)，指挥围攻洛阳的战斗。十月，守城将军大司马朱侑举城投降，刘秀“车驾入洛阳，幸南官却非殿”，宣布定都洛阳，因汉为火德，忌水，故改“洛”为“雒”。从光武帝定都洛阳至献帝迁都长安，洛阳为都共历十二帝196年。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刘秀为汉高祖九世孙，他所建立的新王朝也被认为是前汉王朝的继续，那他为什么没有依前汉旧制定都长安，却定都洛阳呢?后世史家和学者除了对地理形胜的肯定外，便是以历史上盘庚迁都为根据。笔者认为这里面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原因。

　　长安地区历史上呈周期性繁荣，西周时定都长安，秦、西汉、西晋、隋、唐也都定都长安，可以看出，这些王朝基本上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强大的王朝，它们有足够的力量抵御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并利用八百里秦川的沃土滋润、壮大着自己的国力。但是它们在使关中一带繁荣兴盛的同时，也把这一地区的地力耗尽了，(如唐朝的皇帝就不得不多次“就食洛阳”)继之而起的王朝如继续定都与此，则发挥的余地甚小。另外一个原因是王朝末期的对长安地区的破坏。王莽统治时期，长安先后数次被攻破，人口锐减，满目荒凉，昔日的恢宏与繁盛荡然无存，已丧失了继续为都的条件。

　　刘秀本是南阳的世族地主，他建立政权主要依靠起自宛洛一带的地方割据势力，他必须避开其它地方割据势力的锋芒，待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之后才能再做企图。同时，来自北方的匈奴的威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汉王朝天下未定，还没有足够的精力同匈奴对抗，“退避三舍”未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从地理位置看，洛阳地处黄河中游南岸，跨伊、洛、涧几条河流，北倚邙山，南对伊阙，东据虎牢，西有崤坂，素有“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之誉。按张华的说法，洛阳是一个恃险防御、虎踞龙盘的地方，“调在中枢，西阻崤谷，东望荆山，南望少室，北有大岳三河之分，风雨所起，四阻之国”。洛阳居天下之中，地理位置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另外，伊洛平原地力肥沃，周围水路发达，漕运便利，可以很好地解决京师的供应问题，使皇帝坐镇中央，遥控天下，集中精力维护自己的统治。

　　正是基于以上各种原因，刘秀才最终放弃长安，定都洛阳。历史证明这一选择在当时是明智的，它对于维护东汉的统一稳定、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东地区由此进入了长足发展的历史阶段，继东周之后，洛阳重又走上了中国历史政治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