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南班服饰之一1971年在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村里发现的辽墓，是一座汉族男子的墓葬。墓主是一个辽王朝的官吏。在他的陵寝四周的墙壁上，画满了各色人物，大多为汉族装束：男子或束发髻，或戴幞头，通穿圆领长袍;妇女梳髻，髻上插有发饰，耳垂挂有耳饰，身穿窄袖短襦，下穿曳地长裙，在腰的左侧，还垂有一条绶带，带上打有一结。据记载这种服饰，在辽代被称为“汉服”，也称“南班服饰”。它与契丹族的“国服”(或称“北班服饰”)有所不同。这种服饰不仅百姓可穿，汉族的官吏也同样可以穿。图为戴幞头、穿袍服的汉族男子(河北出土壁画)及梳髻、穿襦裙的汉族妇女(河北出土壁画)辽代南班服饰之二辽代称汉族服装为“汉服”，也称“南班服饰”。它与契丹族的“国服”(或称“北班服饰”)有所不同。这种服饰不仅百姓可穿，汉族的官吏也同样可以穿。腰带有蹀躞带，本为胡制。带间有环，用作佩挂各种随身应用的物件，如弓、箭、算囊、刀、砺石等之类。...

辽代北班服饰之一辽代服装以长袍为主，男女皆然，上下同制。服装特征，一般都是左衽、圆领、窄袖。袍上有疙瘩式纽襻，袍带于胸前系结，然后下垂至膝。长袍的颜色比较灰暗，有灰绿、灰蓝、赭黄、黑绿等几种，纹样也比较朴素。贵族阶层的长袍，大多比较精致，通体平锈花纹。龙纹是汉族的传统纹样，在契丹族男子的服饰上出现，反映了两民族的相互影响。辽代北班服饰之二胡瑰是契丹族的著名画家，擅长表现人民的生活。由于他长期生长在边塞，熟悉漠北人民的风土人情，所以他所画的作品，无论是人物服饰、生活器具，或是鞍马帐幕等，都能如实地反映现实，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卓歇”一词，是契丹族的俗语，意思是支起帐幕休息。《卓歇图》所绘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景，整个画面是一幅长卷，共画了几十个人物。本图为此画卷的最后一段，是契丹族游骑猎罢，回营宴饮的场面，在一块毡毯上，并排坐着一对夫妇，周围站立着带弓佩箭的侍臣，并有几个侍女奴仆持壶托盘，作跪...

辽代官服辽太祖在北方称帝时，以甲胄为朝服。占领后晋领土后，辽代统治者受汉族影响创立新的服制，契丹族官吏着本民族服装，汉族官吏仍穿汉服。乾亨年间(公元979—983年)服制又有所变化：三品以上的契丹族官吏在举行隆重典礼时也着汉服。日常官服分两种：皇帝及汉族臣僚着汉服，皇后及契丹族臣僚穿契丹服。重熙元年(公元1032年)以后，大礼都改着汉服。我们不难发现，辽代皇帝和宋代皇帝对待异族服饰的态度不大相同。宋代皇帝采取禁止胡服流传的强硬做法，而辽代皇帝对汉服采取吸收宽容的态度，把它当作礼服。特别有趣的是，皇帝日常着汉服，皇后穿契丹服，呈现出和睦相处的良好气氛。由于辽地处于北方，寒冷时间长，辽代君臣大都服貂裘。皇帝穿最名贵的银貂裘，大臣穿紫黑貂裘，下属穿沙狐裘等。契丹族以游牧为主，祭山是大礼，服饰尤盛。大祀时，皇帝头戴金冠，身着白绫袍，束红带，佩鱼袋，带犀玉刀，穿络缝乌靴。小祀时，戴硬帽，着红克(缂)...

契丹妇女喜欢各种头饰，路振见到萧太后，两次冠饰不同，分别是“冠翠花，玉充耳”;“冠翠风大冠，冠有绥缨，垂覆于领，风皆浮”。《金史》记载，契丹老年妇女以皂纱笼髻如巾状，猜缀玉钿于上，称为“玉逍遥”。辽代壁画

金代服饰略有讲究，男子的常服，通常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头裹皂罗巾、身穿盘领衣、腰系吐骼带、脚着乌皮鞋。他们的形制(包括样式、色彩、纹样)，都有一些特点。金代服饰有一重要特征，是多用环境色，即穿着与周围环境相同颜色的服装。这与女真族的生活习惯有关，因女真族属于游牧民族，以狩猎为生，服装颜色与环境接近，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冬天多喜用白色，春天则在上衣上锈以“鹘捕鹅”“杂花卉”及熊鹿山林“等动物纹样，同样有麻痹;猎物、保护自己的作用。金代男子元、金虽然同属辫发种族，但辫发的样式并不一样。孟珙《蒙鞑备录》述蒙古族男子发式：“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腮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旁者总小角垂于肩上。”郑所南《心史》记载尤详，其曰：鞑主剃三搭辫发。“三搭者”，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却析两旁发，挽两髻，悬加左右肩袄上，曰‘不狼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四视，不能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