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明宫究竟因何而建，专家提出新说。

　　大明宫遗址保管所副主任高本宪副研究员撰文立说，对大明宫的初建史事进行了新的诠释，廓清了永安宫与大明宫的关系，订正了大明宫创建的原因、时间，也对相应历史背景作了探讨。

　　“永安”与“大明”并非一码事

　　高本宪副研究员指出，现今的著述和工作资料，都称大明宫初建于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十月，这似乎已成定论，从无人质疑。但经仔细梳理分析查对，这一说法明显有误。较早史籍《唐会要》记载：“贞观八年十月，营永安宫。至九年正月，改名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清暑……至龙朔二年(682年)，高宗患风痹，以宫内湫湿，

　　高本宪认为，试将两条记载相互参照可重新理解如下：贞观八年十月，太宗在麟游县西三十里处为太上皇造避暑宫，称永安宫，贞观九年一月，放弃永安宫之工事，在长安另行营造新宫室，因将宫名“改名大明宫”。也就是说为太上皇营造的宫室，因改变了地点而相应改变了宫名，而绝不是将永安宫改名为大明宫。这样理解既消除了疑点，又无悖于两书的记载，也与《会要》高宗龙朔二年“乃修旧大明宫”句相吻合。据此，初步证明永安宫和大明宫是两个独立的宫室，而非一个宫室的两个宫名。

　　大明宫初建应为贞观九年

　　贞观六年(632年)三月，太宗首次前往九成宫避暑，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时提出要为太上皇营造一所新宫室，“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太宗对此“深纳之”。此后贞观六年、七年、八年，太宗连续前往九成宫避暑，而太上皇不曾同行。《资治通鉴》说：“上(太宗)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上皇以隋文帝终于彼，恶之。”显然是太宗每年前往九成宫时都请太上皇同住，但都因李渊以为隋文帝非得善终之由而被推拒。如此，太宗才不得不考虑为太上皇另行营造避暑宫之事。

　　《新唐书?纪》记：贞观八年“十月，作永安宫。甲子(二十五日)，至自九成宫。”表明太宗在这年秋季结束避暑时决定在麟游县另行选址，为太上皇营造避暑宫，宫名定为“永安”，企望来年太上皇既能同来麟游避暑，又不必寝居他所厌恶之九成宫。但太宗回长安后，看到太上皇病情日渐加重，况已年届七旬，难耐颠簸之苦，显然不可能前往麟游避暑，又决定停止麟游永安宫的营作工事，改在长安禁苑中重新为太上皇营造一所如马周所言“以称万方之望”的新宫室，宫名也相应“改名大明宫”。这是贞观九年一月的事情。把《会要》、两《唐书》、《通鉴》的相关记载对照阅读，这段史实的前因后果就会清楚地显现出来。

　　两宫为何混淆历代典籍误传

　　高本宪论及，为何会出现将永安宫和大明宫两宫混为一谈的误传，实际上原因很简单：除去前述《会要》的转述容易引起误解外，唐以后的著述对唐代典籍在转引时任意增删或在转述时臆测而改变原意，是造成误传的问题所在。

　　如《新唐书·地理志》、《册府元龟》及宋敏求《长安志》等，都将字句稍作改动，却更加混淆了两宫的关系，使不作深究的人上当。清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相关语句也是对《长安志》等书内容的转载，并未查证其中的错误。宋《志》和徐《考》颇受今人看重，多作考订，其中错误难免误导今人。至于《通鉴》，干脆不提永安宫，直接说贞观八年“冬十月，营大明宫，以为太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太上皇寝疾，不果居”。胡三省也附称：“永安即大明也。”这些记载都程度不等的有乖唐代史料和史实。但是《玉海》在转引《新唐书·地理志》文后，加注“又凤翔麟游西三十里有永安宫，贞观八年置”。或许王应麟已注意到此事有误。

　　古之宫室有迹可寻

　　高本宪论述，贞观八年太宗在麟游营造永安宫的具体地址，未见有田野调查资料发表，但《元和志》既说“县西三十里”，当是言出有据。查今麟游县地图，在县域有上永安村和下永安村的地名，两村位于永安河上游。他前往考察发现下永安村及附近分布着大量隋唐时代的建筑遗迹，当地村民也称此地即永安宫所在。下永安村距今九成宫镇整十公里，九成宫距老县城约五里，合计约二十五里，且古代道路里数应稍长，《元和志》所说三十里，也只能是概述。可见今下永安村不论地名、里数、方位、遗迹等，均与《元和志》所记之永安宫在麟游“县西三十里”的记载相吻合。

　　早在隋代麟游已有一处永安宫，隋文帝在仁寿宫避暑时，文献皇后曾居此，“仁寿二年(602年)八月甲子，……后崩于永安宫，时年五十”。隋永安宫是距仁寿宫不远的一处独立宫室，推测当位于今下永安村。由此说来，太宗为李渊营造的永安宫乃是在隋永安宫的基础上添建缮治而已。

　　京师距九成宫三百里，出都城西行，至岐山，翻越箭括岭，再顺永安河北行，至九成宫，乃是隋唐皇帝前往麟游避暑的固定路线。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十二月，“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永安宫作为距仁寿宫最近的一处行宫，也应该创建于此时。唐太宗营作此宫“以备太上皇清暑”，既顺道京师，又便于从九成宫来探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