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之亡，除了惯常说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之外，还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亡于一个字，便是那个正人君子的“正”字。

　　自明成祖作序颁布理学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起，大明朝开始“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到明中叶和明季，一群腐儒更是走火入魔，不断地推波助澜，几乎完全屏弃了中国自秦汉以来“内圣外王”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体用不分，纯以道德文章为唯一衡量标准，只重节操不重才干，造就了一大批只会与“异己”分子划清界限、天天猛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余则一窍不通的道德宪兵，以至大明江山之状况江河日下。

　　崇祯帝缢死煤山，未始不是因了这个“正”字。

　　在明清之季的党争中，东林党人就一直孜孜于这个“正”字，并以为这是天下之本。

　　话是没错。

　　可惜的是，这“正”也得看怎么个“正”法，譬如素有清名的东林一脉，就未必个个身上干净有骨气；而阉党中人、贪官污吏，却又未必一定无气节。这个“正”字如何用法，如何解法，实在很是耐人寻味。

　　好比东林魁首钱谦益、黄宗羲，还有历来臭名昭著的弘光朝“奸臣”马士英、阮大铖，乃至著名的南明死节忠臣史可法等人的事迹，就都有着极强烈的代表性。而其中牵涉到的其他一些所谓“正人君子”楷模，如大儒刘宗周、黄道周等，他们虽然也很“正”，但他们那种“正”法和表现，却颇令人齿冷，甚至于叫人心寒不已。有关刘宗周和黄道周，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一节专门论述，兹摘录于下：

　　刘宗周，字起东，学者称为念台先生，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被视为学问渊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铜山的黄道周(号石斋)备受东林—复社人士的景仰。由于他的弟子黄宗羲等人对他推崇备至，流风所及，人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只要刘、黄诸君子掌握朝政，明帝国就有中兴之望。其实，刘宗周和黄道周都不是栋梁之材。他们“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就迂腐和褊狭而言，宗周更甚于道周。他毕生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完美。由于这种“完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显得矫情做作。刘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秋，为了表现自己进退有“廉耻”，他连“君有命，不俟驾”的儒家信条也丢在脑后，从被任命为四品官太仆寺少卿起“必三四辞而后受事”。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使者穿梭于道，因循经年他才雍容有度地进京任职。这正如俗语所说“急惊风遇着慢郎中”，想依靠这种人挽救危局无异是缘木求鱼。弘光政权建立以后，他的行为也极其诡异。被起用为左都御史时他既不用旧官衔，也不用新官衔，而自称“草莽孤臣”。上疏说，淮抚路振飞把家眷送出城外是倡逃，“可斩也”；高杰、刘泽清率军南逃“可斩也”。在明末江淮诸臣中，路振飞敢于同南下的大顺军抗衡，对明朝而言可谓忠心耿耿。刘宗周却以总宪的名义上疏建议处斩；高杰、刘泽清手握重兵，又以定策拥立之“功”新邀封爵，根本没有可杀之势。夏完淳说：“宗周谓泽清等可斩也。泽清固可斩也；处南都之势，发此危言，不足以壮国威，且速其祸。于是，四镇合疏纠宗周去；(姜)曰广继之……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据归庄说：刘宗周“后亦自悔其失言”，“自悔其劾公(指路振飞)之误”。刘宗周的慷慨陈词，主观上是显示自己的凛凛正气，客观上却加剧了弘光朝廷内部的矛盾。当刘泽清等勋臣以他自称“草莽孤臣”和建议弘光帝进驻中都凤阳是犯上作乱的大阴谋(凤阳没有城墙，有高墙五所，囚禁宗室罪犯)，他又极力辩驳，声称自己“不受杀”。特别奇怪的是，黄道周被召为礼部侍郎，他写信加以阻止，说什么“际此乱朝，义不当出”。黄不听从他的意见，他又结怨于道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道周奉使绍兴祭禹陵，这里正是宗周的家乡，多次请见，等了一个多月，他不仅避而不见，还在扇面上写诗一首叫黄道周滚蛋。待到潞王朱常淓以杭州降清，浙西岌岌可危时，他派人到处找黄道周，道周已经随唐王朱聿键赴闽。他才后悔“未免当日拒绝太深耳”。在浙江各地绅衿开始起兵反清时，他却决定自尽。门生劝他道：“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图事贤于捐生，顾余老矣，力不能胜。”宗周当时已六十八岁，起义抗清确有一定困难，可是，他的门人王毓蓍投水自尽的消息传来，他说：“吾讲学十五年，仅得此人。”可见他的所谓“正命”不在年老。几天后，他谈自己的感受道：“吾日来静坐小庵，胸中浑无一事，浩然与天地同流。盖本来无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沧海横流，黎民涂炭，社稷危如悬发，刘宗周却轻描淡写地说成“原无一事”。第二天，传来了金华举义兵抗清的消息，门生劝他忍死以待。他说：“语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功利之说倡，此国事所以不竟也。”最后终于饿死。刘宗周作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达到了，他一生好名，与其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从征服者的清朝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

　　关于被顾先生称为行为诡异的刘宗周在起复后对弘光自称“草莽孤臣”及对道周所说之奇谈怪论等，余以为无非都是不认同弘光为帝的意思，所以依然沿用崇祯殉国时其为布衣的身份，并以弘光朝为“乱朝”，此种行为，实在令人无法评说。

　　说回正题。

　　我们还是先就与马士英、阮大铖这两位大“奸臣”有关系的一些事例铺展开来，看看明季东林党人的这个“正”字，到底在明季政局中起了些什么作用。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明史》将其与温体仁、周延儒、阮大铖等一起列入奸臣传。天启时，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初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后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

　　到此时，马士英的仕途都是颇顺利的，只是他做了巡抚后仅一月，就开始动用公款贿赂朝贵，结果为镇守太监王坤揭发，被罚遣戍，随之流寓南京。

　　而马士英之后在南明弘光朝的得势与一方坐大，与当时同在南京的一位名列“逆案”的人物——阮大铖，有极大关系。马士英与阮大铖两人正是在这个时候熟识起来的，但也从此时开始，他们被东林党人及大多史家指为阉党和大奸大恶的人物。

　　可实际上，阮大铖的名挂逆案与马士英被指奸臣，多少是有些冤枉的。认真追究起来，这两人与被指的这些罪名，都颇有些不搭边。

　　先说马士英这个“奸臣”的冠名。

　　马士英被流放南京后，为阮大铖推荐，由周延儒所起复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而周延儒原本就是东林一脉，做首辅时所拔之士颇多东林，后来因钱谦益一案为东林所指，双方关系遂告破裂，但其于崇祯十四年二月重入内阁，却是在东林一脉的复社领袖张溥游说下复归东林体系，然后由东林党——复社一脉联合了最被他们所鄙视的魏忠贤“逆案”中人阮大铖、冯铨等人，采取贿赂内监、后宫等不正当手段而促成的。因此认真说起来，马士英的座主是周延儒，故马士英也可以说属东林体系的。而马士英本人的政治态度，当时来说本就倾向东林，即使到了弘光初期亦如是。

但相当部分东林党人和后世史家在论及南明局势时，却大都指责因马士英当政掌握大权，又起用“阉党”阮大铖任用“逆案”中人，排斥东林党，并将史可法排挤在外，曰“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朱一是：《为可堂集·周雷赐死始末》。，以至南都倾覆，大有似乎只要史可法、钱谦益等东林党人掌权，大明社稷就不至于沦亡，甚至可以起复东南之意。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看不是。

　　非但不是，而且这等说法还大大地有移祸东江的嫌疑。

　　因为这么一来，就等于将弘光朝倾覆之责轻轻一推，全都压到了马士英与阮大铖的身上，却把东林党人洗了个清白干净。而明末之正史、野史，十九出自东林之手，多以一己之恩怨而肆意增损，甚至无中生有，尤其于对立方及中间人士，乃至一些异己者的记叙，殊难取信于人。

　　首先要说清楚的一点是，马士英得势当政、史可法出京督师，并非全出自马士英之阴谋和手腕，甚至可以说马士英当时是半主动、半被动地坐上了弘光朝定策首席功臣之位，客观上，形成这一局面的推动者，正是史可法本人及以钱谦益为首的一大批东林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