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应试者如过江之鲫，然而中榜者寥寥。以光绪九年应会试考生1.6万多人来看，只“赐陈冕等三百八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其录取率约为1.9%，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98%的科举考生都成落榜生。那么，清代如此众多的落榜生除了继续攻读再考外，还有哪些出路呢?

　　第一种是“半工半读”，这是清代科举落第者所通行的方式。一边工作养家糊口，一边继续攻读，以待下届再考。譬如清朝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吴大澂，早年经历乡试、会试两级考试落第之后，都有一段边教书边准备考试的时光。他34岁那年才中榜，继而成为大臣、著名金石考古家。

　　第二种是走捐纳之途。道光九年(1829年)，34岁的魏源在连续参加会试落第之后，按例捐资得了个“内阁中书舍人候补”的职务。而后，他因职位之便得以系统阅读了内阁所藏的清朝开国以来的大量史事档案，开笔写《圣武记》，这是探索清朝盛衰的第一部史书。后来，怀抱忧国情怀的魏源还写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走捐纳之途的魏源，虽然落榜，但依然用所学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科举落榜生捐纳为官，这在清代尤其在晚清是很普遍的一件事，而这也是晚清吏治腐败萎靡的一个病灶所在。

　　第三种是落榜生放弃应试之路，改弦更张，从军从政。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即是科举失意、投笔从戎的一个著名例子。左宗棠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21岁中举后，“会试三次不第，即弃举业而专治经世之学，知交群推，有名于时”，而后，他凭着真才实学成了晚清重臣。另一个例子是近代名流梁启超，他17岁中举后，“屡应会试未捷”，但“以言论称雄，仍为政治活动”，而且自视极高，公然声称：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生决不做一官也。

　　第四种出路是所谓的“大挑”。“大挑”是清政府给会试落榜生设计的一个出路，是清代的创新。“清制，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后得赴大挑，亦入仕之一途也。”米脂人高照煦以同治癸酉举人应光绪庚辰大挑，被任为教职，后历官宜川训导、榆林教授。他在《闲谈笔记》中记载：“国朝定制，会试三次后，特设大挑一科。不试文艺，专看相貌。”

　　有意思的是，晚清还有个名臣叫阎敬铭的，会试落第后曾经想弄个教职干干算了，于是去应试“大挑”。令人沮丧的是，他才上场就被刷下来了，原因是他“状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乡老”。具有喜剧效果的是，“大挑”落选者阎敬铭此后发愤“补习”，竟然高中进士。与曾国藩齐名的胡林翼曾向朝廷夸赞他“阎敬铭其貌不扬，而心雄万夫”，并说他是国家少有的贤才，如做法官将会“弄律有准”，如做理财官则“必无欺伪”，典型的一专多能。历史上的阎敬铭的确为官清廉耿介，有“救时宰相”之称。清代的“大挑”看似给了落榜考生一个希望，但是以貌取人，实在是有失偏颇。此外，有些落榜生对于科举失望改而从事商业。譬如咸丰八年(1858年)，16岁的郑观应童子试未中，即弃学从商，后成为有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