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这段被后人称为晚清里程碑折子的话几乎全抄录在此。想说明，李鸿章骨子里是有维新想法的。这也是60年代早期开始，慈禧太后重用他的原因。李鸿章内心是把日本眼下的改革当成中国由弱变强的楷模和榜样看的。当时不仅是李鸿章，连恭亲王奕、慈禧太后等也在平“长毛”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励精图治“搞建设”。

第一斧：中日建交的蛮缠

历史吊诡的地方出现了。李鸿章“暗恋桃花”地恋着日本的变法维新，却恋来了一个李鸿章的“掘墓人”。更有甚者，当我们翻看李鸿章和日本维新的大事记表，却发现两个日后的死对头几乎在一个时期“崛起”。李鸿章以1862年带淮军进入上海为开端，此后进入了八年的上升期。最后于1870年从一个曾国藩帐前的“秉笔幕僚”（最多相当于一个部级领导的机要秘书，而且还不是正式公务员，最多只能算是曾国藩私人聘来的“合同工”，每月薪水才6两银子），“一路扶摇”到大清正一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而恰恰这个时期，也是日本人赤脚奔跑，国力极速上升的八年。

日本是个小事精明的海洋民族，当其基本“脱贫致富”，而且是“小富”的时候就在“周边有事”上下功夫了。他携着新交的“男朋友”——美国来现炒现卖那些“文明国外交”的货色。至此大清国遇上了一个“难缠”的家伙。这个东瀛的“程咬金”三斧头杀向大清国。

第一斧：中日建交的蛮缠。1870年10月，日本派明治天皇的小舅子柳原前光前来商谈中日通商立约之事。满清王公大臣没几个拿正眼瞧一下这个昔日的“蕞尔小国”，恭亲王和文祥自然将这事儿交给在天津的李鸿章办。

柳原前光在李大架子面前着实地将中日友谊发挥了一番，他说：“目下我国文化大开，交际日益广泛，近年来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往来频繁，但与邻邦贵国，尚未通情好，结和亲。两国虽有商舶往来，但未修邻交之礼，这岂不是一大缺陷？愿中堂大人尽邻邦之友谊，为共同之利益修盟订约，以敦千秋睦邻友好。”

李鸿章看着这位老弟，做起了联合东方，共同反对西方的美梦。他在给恭亲王的折子里这样写道：“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兵甲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恭亲王虽然官比李鸿章大，但是去年的“天津教案”，李鸿章办得四面讨巧，八面玲珑，着实让成立了9年的各国总理衙门长了脸，开了大清国外交的新局面。所以受李鸿章的影响，他修改了前些日子定的政策底线：“允许通商，但不订条约”改为“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来华”，“会议章程，明定条约”。柳原高高兴兴地经由上海归国。

他高兴，我们也高兴。可是高兴得太早了。第二年，1871年6月，日本派遣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天津商议条约时，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仔细看了日本带来的草案后大吃一惊。他拉下脸来说：“去年送来的约章，均以两国立论。此次章约，全改为一面之词，而且综合西方各个条约择优采用。这岂非自相矛盾，将前稿作为废纸不成？未订交先失信，以后的事怎么办呢？”伊达宗城和柳原前光马上解释一番。最后，李鸿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草案，对伊达宗城说：“自主之国，应有自主之权，何必遵循他人呢？何况条约中无可使西人生疑之处。两国有来有往，与有来无往的西方不同，故立约绝不可与西方完全相同。”伊达宗城要求日商和日货均入内地。李鸿章说：“华人前往西国，随处通行，并无限制。今日本系以八个口岸与中国通商，华人既不能到日本内地贸易，日本岂应入中国内地贸易？此系两国一致，确乎公允，何得引西约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