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有一批官僚、士人因出面反对宦官专政，被罢官禁锢，甚至株连杀害。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和帝以后，东汉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桓帝即位后，借用宦官之力，将长期把持朝政的外戚梁翼诛灭。此后宦官集团又起来操纵朝廷大权达30年之久。这些宦官，广树党羽，到处安插亲信，“兄弟姻戚，皆案州临郡”，而且放肆地搜刮百姓，虐害士民，被形容为“与盗贼无异”。这不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官僚们痛恨宦官垄断政权，影响到他们的禄位，一般士人也怨恨宦官广植亲私，而妨碍了他们的仕途。尤其使他们恐惧的是，宦官的残暴黑暗统治，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会严重威胁封建秩序，造成整个政权的覆亡。为了自身的利禄，也为了拯救阶级统治的危机，他们要求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

　　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3万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们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品裹公卿，裁量执政”，讨论政治，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声势。

　　这种风气，被称为“清议”。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的官僚、士人的支持，官僚们也借助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宦官们对此恨之入骨，诬称这些官僚与太学生，结为朋党，图谋不轨，准备严厉打击压制。于是，造成了前后两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影响及后果

　　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历史评价

　　范晔《后汉书》：“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桥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莸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 ”

　　司马光《资治通鉴》：“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

　　吕思勉版《中国通史》：“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这一者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业经说过了。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京城里的大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167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他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