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后，抚读这十篇《封面图案说明》，不啻为晚年沈从文的观念转变说明书。

　　1949年之后，沈从文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不再从事文学创作，宣称“搁笔”。从1953年开始，他的文物研究工作渐有起色，并开始频繁发表相关文章。

　　沈从文于1953年3月28日在日记中写道：“为图案系一助教拟一百牡丹花纹图案，故宫清明宋瓷中即可得四一种。可能还是近于多事，因教授先生都不要那么多资料来教学，教学已廿卅年，一切都很觉得已足够，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就目前所知，他为别人提供研究资料草目，这是最早的文字记录。此后30年间，为各方面不同需要而起草相关参考资料草目，成为他实践“古为今用”和“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常用方式。因随写随送，多不留底稿，总量无从查考。

　　近日，笔者在翻阅于1951年创刊的《历史研究》杂志时，无意中看到该刊1954年9、10、11、12四期刊物中有沈从文以“补白”形式发表的《封面图案说明》，这种情况延续到1955年上半年的该刊六期刊物之中，共计有10篇《封面图案说明》发表。应当说，这些文章承继着《文物研究资料草目》的卡片式信息，以简短的说明文方式，体现着沈从文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文物研究的研究心得。而杂志社方面本着普及文物知识的目的，随意地将沈文以“补白”方式刊印出来，并不以栏目作者看待，所以目录页上有时署名有时不署名，文章刊印的位置也不固定，可前可后。

　　如1954年9月首先发表的《封面图案说明》，刊于当期刊物封底，是对封面所印汉代青铜戈戟所刻鸟兽纹图案的解说。10月刊印于刊物正文第2页，11月刊印于刊物正文第55页，12月又刊印于刊物正文第18页……总之，纯属“补白”性质。虽明知是“补白”文章，沈从文却很珍惜这样的发表机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尽可能在文章中提供缜密细致的历史考证与文化总结。每一篇“补白”文章，都展现着沈从文这一时期的精神风貌;虽然文字简短近乎说明文，可他的文心才情还时有流露，有时甚至还颇有某种“洗心革面”的文化诉求蕴含其中。

　　譬如刊载于1955年4月刊的《封面图案说明》，沈从文从一片唐代锦缎花纹谈起，溯至汉代锦类生产历史，又将这一纹饰与汉墓石刻花纹、唐代铜镜花纹相联系，体现了其缜密精湛的文物研究心得。最后一段“文化总结”，却又体现了他“与时俱进”、“改造思想”的最新动态。他这样总结道：“我们对于唐代丝织物的认识，花纹美术固然十分重要，但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现代人都知道唐代艺术文化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复杂色彩，这个伟大的历史时代，不是凭空而至的，也不是三五帝王将相可以做成的，主要还是社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的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万千人民劳动的结果，出自万千人民手中……”又如刊载于1955年5月刊的《封面图案说明》，沈从文更从新近出土的河南白沙宋墓壁画中，解读出了阶级压迫的“微言大义”。他这样分析说：“历史进入北宋阶段，在生产上的发展，……无一不得到普遍而显著的提高。但是，劳动生产者依然忍受着严重的剥削，过着极为痛苦的生活。例如这个墓主‘赵大翁’，大致就是一个宗室地主，墓中除奏乐壁画外，还有作亲戚送礼的，作佃户样子送礼的。总之是反映宋代这种不劳而食的特权阶级，生前以剥削人民劳动生产果实为生，死后还得消费他的佃户一大笔财产。”显然，沈从文正在试图从史学研究角度融入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虽尚处在“补白”阶段，但已尽可能开始使用与这个时代特征相符的措辞与史观了。

　　然而，即使甘于做“补白”作者，这样的待遇也并不长久。1955年下半年的《历史教学》杂志，不再采用一期一换的文物图片作封面图案，而采用统一纹饰做封面图案。从此，沈从文不必再做《封面图案说明》这样的文章，他的“补白”作者待遇也因之取消。60年后，抚读这十篇《封面图案说明》，不啻为晚年沈从文的观念转变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