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好不要想;如果你想，就不要说出来;如果你说，就不要写下来;如果你写，就不要公开发表;如果你公开发表，就不要奇怪你将会遭遇什么。——苏联谚语

　　在中国古代礼法中，、长辈的名是不能直呼的，由此产生了一种今天看来既有趣又严酷的规矩——避讳。有的避讳是被动的，如皇帝名字;有的却是民间主动创造的“避讳”，特别是那种朝廷不许说，百姓们又很想说的人或事。

　　在国家政治生活与民间对接的桥梁中，那些看不到、摸不着的隐喻、隐语是构成这个国家语言系统的重要部分，它指代性时而模糊，时而明确，或幽默，或刻薄，或严酷，充分反映了升斗小民对政治的看法，以及政治对他们的影响与限制。

　　在中国，避讳是逃不开的概念。

　　政治隐语是被恐惧和愤怒逼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艺术”。

　　手在甲骨上雕刻和在帛纸上书写的感觉肯定不一样，前者只能一刀一刀费力刻画，后者却可以运笔如飞，书写自如。但甲骨文和纸上文字最大的区别却并非省力或费力，亦非字形，而是内容——前者秉笔直书，直言不讳;后者却时时曲笔讳饰，遮遮掩掩。所谓笔不由心，口是心非。

　　也许恰恰是因为甲骨刻画费力，所以上古先人才懒于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禁忌避讳来隐藏自己的意图。所谓“夏之政忠”，翻看记载上古王臣言论的《尚书》就会发现，不仅君主的名字可以叫来叫去，不必避讳，就连恐吓威胁也是赤裸裸不加修饰的：“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如果不听话，不仅杀了你，还要灭你全家。

　　甲骨文中大都是直截了当的简单对答，在一则最典型的甲骨文中，商王很直白地问臣下：不好，有祸患，到五月丁酉日，西边将有灾祸。(“有祟，其有来艰。乞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臣下也很直白地告诉君上，确实有土方、工方两个方国对东西边境发起进攻。(“土方正于我东鄙，灾二邑;工方亦侵我西鄙田。”)君臣之间并不懂得什么是委婉，什么是报喜不报忧。

　　但也恰恰在这个时代，历史上第一句“政治隐语”被制造出来。那就是民众对夏朝末年暴君桀的那句耳熟能详的诅咒：“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决心和太阳同归于尽。

　　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表现出民众对自己领导者的极度憎恶了。但这句话最巧妙的地方是，它不仅恰当地使用了比喻，将人间的主宰君主比作天空的主宰太阳，更是一语双关，因为在上古时，“日”与“帝”的发音是相似的。只要别有用心的人把舌头稍微拐一拐，“时日曷丧”就变成“时帝曷丧”。

　　为何人们一定要采取这种隐语的方式去诅咒君主，却不像以前一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君主的过失?原因只有一个，直言进谏付出的代价只有死亡，所以人们只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小心地包裹起来，用隐晦的语言将其道出——政治隐语是被恐惧和愤怒逼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艺术”。

　　不能明说：讽谏与避讳

　　语言和文字原本是为了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直观而明晰，但最后却用来将真实的看法和观点包裹起来，没有什么比这一矛盾更具讽刺性的了。

　　但也恰恰是从这句话开始，人们发现隐语有时比直言更有力量，将自己的观点稍加修饰，就像把礼物装在一个漂亮盒子里一样，用这种隐语的方式推销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更能引发他人拆开包装时的好奇和兴趣，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包裹得太多太繁琐，以至于让人失去耐心。

　　伊尹一定谙熟个中之道，这位辅佐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基业的贤臣，正是使用政治隐语赢得了成汤的信任。史籍记载，在第一次拜见成汤时，伊尹扛着一只烹饪用的大鼎，用食物的滋味作喻向成汤陈道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段精彩的对话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后世却有无数人将伊尹作为效法楷模。

　　春秋战国时代在列国间奔走，企图捞得一官半职或是打算宣扬自己主张的“诸子百家”，几乎都会采用伊尹当年的手法来说动君主，翻翻《国语》、《战国策》就会发现，这方法屡试不爽。无论是将自己比作泥沼中悠闲的乌龟而谢绝官爵的庄子，还是那位苦恼于鱼和熊掌之间抉择的亚圣孟子，都是伊尹的异代子孙。

　　这种用讽喻来表达自己主张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讽谏”。这种“不能明说”的语言艺术是一种思维工具。但政治隐语另一个重要功能却是禁止思考，它就是“避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