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茶座》总第八、第九辑连载的《伴着峡江的忠勇之河》，是一篇文情并茂的佳作，尤其是下篇，回忆石牌恶战，令我读得撕心裂肺，老泪纵横。不过上篇说屈原“殉国”，缺乏史料根据。文章有一段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的都城，楚军仓皇中迁都河南淮阳;“屈原绝对不会让故国亡于自己眼前，他怀抱巨石，走进了”汨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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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投河殉国的说法，流行数百年，早已成为中国人的常识，它一次次地激励着中国人的爱国热肠。我的名字本来不是现在这个，读初中一年级时，因感动于屈原“殉国”的传说，才在一篇小文里署下这个笔名，后来就逐渐变成正式的名字。想不到过了42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上发表《从屈原之死谈到他的爱国、人格、气质——屈原个性研究》一文，否定“屈原殉国说”，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数十家媒体作了介绍。现在楚辞学界似乎已无人再持此说，而在其他文化领域和普通群众中，“屈原殉国说”仍然时有闻之。

　　据《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是个坚毅的抗秦勇士，但屈赋里没有批判暴秦的内容。屈赋的主要内容是颂扬“耿直”的人格，谴斥楚王的昏庸，批判朝廷里“众人”的贪婪“溷浊”，以及自己与他们势不两立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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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自沉原因，屈赋说得很清楚。《离骚》写道：“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坚持人格的“清白”、耿“直”，不愿妥协从俗，是屈赋的主旋律。在《离骚》等作品中，诗人借用“芳草”、“美人”、“好修”、“信洁”等形象言辞，反复强调人格美的可贵可爱，反复强调对它要有坚定不渝的。屈原的绝命词《怀沙》，丝毫没有亡国形势的逼迫，没有殉国的迹象。《怀沙》写明自己有赴死的意向，赴死的理由不是殉国，而是殉自己高洁的心志。

　　屈赋中没有殉国的内容，汉代人也没有屈原殉国的说法。汉代人对屈原的赞颂都集中于他的人格高洁。刘安赞扬屈原“志洁”、“行廉”，贾谊《吊屈原赋》也是“高其志”，司马迁《屈原列传》说屈原感动他的是“其志”、“其为人”，王充颂扬屈原“洁白”，王逸颂扬屈原“清白”。至于屈原投河原因，王逸说得很清楚：“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

　　“屈原殉国说”始于南宋的朱熹，他在《楚辞集注》里说，屈原“不忍见其宗国将遂危亡，遂赴汨罗之渊，自沉而死”。

　　南宋仅据半壁江山，亡国威胁时时存在，爱国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道德。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时代背景，使朱熹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出“殉国说”。朱熹是大名人，“殉国说”虽然持之无故，却合乎情理。从此以后，“屈原殉国说”很快就取代汉代人的“殉志说”，并得到后人的臆测性补充，愈说愈丰满感人，愈来愈成为毋庸置疑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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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殉国说”富有教育意义，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它是没有根据的臆说。这件事也向史学工作者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历史真实与现实意义应该如何摆平?为了突出“善”与“美”，能不能牺牲“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