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的古剑，人们第一反应，自然是战国时期的越王勾践剑。

　　越王剑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经郭沫若辨读，属于以卧薪尝胆名留史册的越王勾践。其千年不锈，华美装饰，似乎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地方。

　　它不是兵器?那是什么——礼器!

　　让我们延伸开去，挖掘一下此剑背后的信息，或许有不同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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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王勾践剑，本属于越王勾践，越国地处太湖沿岸，距离出土地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还有1000多公里，望山一号楚墓墓主人“召滑”是以悼为氏的楚国贵族，是楚悼王的曾孙。越地兵器出现楚地墓葬，目前有三种看法：一，可能是楚怀王灭越国的功臣“邵滑”灭越后作为战利品而得到;二，楚越关系曾很密切，楚昭王曾娶勾践的女儿为妃，此剑作为陪嫁流入楚国;三，春秋末年晋联吴以抗楚，楚联越以图吴，互相报聘，故吴物入晋，越器出土于楚都。

　　我倾向于认为越王剑属于战利品。理由是，第一，江陵望山楚墓是公元前331年的，楚灭越是公元前332年，时间对的上;第二，如果是作为嫁妆，勾践应该铸造其他兵器或者礼品，而非把精心制作给自己用的随身器物赠送，即使是作为嫁妆，应该是出现在勾践女儿的墓里或者楚昭王墓中，而不是出现在楚国大臣墓中，难道楚王妃和召滑有一腿子关系?第三，如果是确定联盟关系，那么，春秋战国为确定联盟关系稳固，流行的做法是互换人质，比如秦就把子楚送到了邯郸作为人质。作为收缴的战利品，这个是最好的解释。

　　如果解读为战利品，会引出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青铜作为当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越王剑应该被回炉铸造别的器物，但却完整的保留到了今天。

　　回答这个问题，得把视线转移到越王剑本身，并且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越王剑，可能就是一件礼器，而非实用的兵器，因为本身铸造的精细，技术高超难以复制，进而被邵固爱不释手而幸存下来。

　　其一，从剑的化学成分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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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人们已经掌握了青铜合金比例的控制，比如早于望山楚墓一个多世纪的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能把锡的比例严格控制在12。5%~14。6%之间，铅比例严格控制在1%到3%之间，以求达到最高的音乐性能。

　　但是，锡的比例增高，意味着青铜韧性下降，而越王勾践剑锡含量是16%，也就是说这把剑韧度有限，质地很脆，掉地上都能摔碎，先秦甲胄已经普及，如果越王剑作为武器砍杀的话，遇到硬物就折了，是不能作战或者自卫用的。

　　其二，从剑的装饰性来看。春秋战国的上层社会，以佩剑为风尚，就是像孔子，屈原这种文人也竞相佩剑，这些人所配之剑，显然是作为装饰，而非实用，也因此出现了玉剑具装饰的剑;

　　越王剑虽然没有玉剑具，但是，剑格上镶嵌有蓝色琉璃，琉璃在战国时代，虽然地位不及玉，但是比玉还要稀有，能用琉璃做装饰，可能比玉具剑还要珍贵;

　　其三，越王剑通身有很华丽的菱形纹饰装饰，使得整剑具有极精美的外观，这些菱形交错的纹饰，只能作为纯装饰用，并且剑身锉出凹槽来做纹饰，也为本来就脆的剑增加了折断的概率;

　　其四，剑首的同心圆。这是越王剑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部分，十一道规整细致的同心圆，加工技术难度，和现代机床不相上下，在当时肯定也是最高铸造水平，但是这种最高水平，最多是拿来装饰，这同样也是说明越王剑更偏向于装饰，而非实用。

　　其五，有填充物的铭文和较为光洁的剑柄，也正是因为铭文的存在，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准确知道剑曾经属于谁。在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越王者旨于睗剑，这把剑明显是作为兵器使用，剑身光洁，寒气逼人，但剑身无铭文，装饰远不及越王剑，并且剑柄也有辅助握持而设的圆形脊，还绕有绳线增加摩擦，但越王勾践剑，剑柄则没有这样的脊和绳线缠绕。从商中期开始，青铜器铭文已成潮流，越王剑也不例外，而这些铭文在被楚收缴以后并未被凿去，也是因为此剑装饰华丽，铸造精美，召滑估计是怕凿去铭文会破坏整剑的美感，这点可以从第六个原因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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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六，和此剑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把类似的青铜剑，现藏北京国家博物馆。该剑无铭文，比越王剑短小，工艺也稍差。这把剑的出现，可能是邵固仿越王剑的结果，但是又没有达到越王剑的铸造水平，这是邵固能做出最好的一把仿品。这同时也增加了召滑对于越王剑的珍爱，让越王剑避免了被回炉的命运，在邵固死后，两把剑同时下葬。

　　第七个，我们来回看一下先秦时期，象征兵权的信物，在新石器时代，以玉钺和玉戈为代表，这些玉器显然是不能作为兵权使用的;在夏商两代，进入了青铜时代，于是出现了青铜钺这样的兵权信物，玉戈玉戚玉璋依然存在;到了周代，剑普及，并且相对于戈，矛等长杆兵器，剑本身具有更好的杀伤力，也可以尺寸更短，携带上更为方便，于是，剑开始大量被铸造，也自然的成为了兵力和兵权的象征物。

　　综上，我认为越王剑是和玉戈玉钺这类器物一回事，作为信物和礼器，而非实用器物而存在，并且是楚灭越缴获的战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