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求带鲁国的兵打败了齐国的军队，季康子问冉求：“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求说“学之于孔子。”这是冉求为孔夫子弄虚作假。孔子自己就对卫灵公说过：“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承认他只懂得祭祀，不懂得军事。孔子这个人，还是比较实事求是，也比较有自知之明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他一贯的风格，对他的弟子们这样说，自己也这样做。

　　这样的例子很多。孔子曾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他承认自己对于下情的无知，对于乡下人(鄙夫)所提的问题，脑袋里“空空如也”。达巷那个地方有人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到这句话后对他的弟子们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他承认自己既不懂得御马，又不擅长于射箭。樊迟向孔子请教有关庄稼的事，他回答说：“吾不如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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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迟向孔子请教有关苗圃的事，他回答说：“吾不如老圃。”答得相当坦然，没有半点遮掩。如此等等，除了说明孔夫子比较实事求是，较有自知之明，还说明一点，对于兵革与稼穑之事，孔夫子是一窍不通的。

　　那么，他是否因为“不知”或“不如”而想去补上这空白呢?不是，他其实是不屑于懂得兵革与稼穑之事的。

　　以上引文中说的“吾执御矣”一言，有学者翻译为“我学御马(车)吧”，我以为是不得当的，后面这个“执御”，“御”的应当是“执御”与“执射”之人，他认为君子只要懂得“御人之术”，自会有人为他“执射”与“执御”的。

　　以上引文说的“叩其两端”，有学者翻译为“从头尾两端去探求”，并说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思想方法，但对事物本身一无所知，又能“叩”出什么东西来呢?

　　至于向他学稼学圃的樊迟，《论语》明明白白地写着，刚一转身出门，就被他骂为“小人”了，因为樊迟不懂得“上好礼，莫敢不敬;上好义，莫敢不服;上好信，莫敢不用情”的道理，不懂得“君子”只要懂得礼与义，“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哪须懂得稼穑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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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是主张礼义治国的，但他不如在他之前一百七十多年的管仲。管仲也认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并说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但管仲强调礼义的重要性，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而致力于国之“仓廪实”与民之“衣食足”，致力于“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他也不如在他千余年之后的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后，“遇物则诲之”。见李治吃饭，就说：“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而不是说你以后当的是皇帝，“焉用稼”?看到李治见骑马，就说：“知其劳，而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而不是说贵为天子者，哪须懂得这些雕虫小技?所以，孔夫子的礼义治国，虽然显得博大，却是不够坚实。

　　他曾说过：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不拿礼来治国，空谈礼义又有什么意义?问题恰恰在于，礼让治国，如果没有“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作为基础，其本身就是一句空话。

　　假如孔夫子只是一个古代的学者，自然不能苛求于他，因为人的精力都相当有限。但作为政治家的孔子，或者说，作为孔夫子的治国方略，那么，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致命弱点了。或许有人会以他在鲁国的治绩来为他申辩，然而，那“与闻国政三月”的实际成效，《史记·孔子世家》说的是：卖羊羔猪豚的不随意抬价;男女行路分道而走;遗留在路上的东西没人捡拾;从四方来到城邑的客人不必向官吏请求，全都给予接待，如同回到了家。如此等等，大致都属“礼义”之范畴，都是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业绩，说不准还只是一个“面子工程”。假如民不富，国不强，这种太平景象能否维持，大概也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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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夫子栖栖惶惶地到处奔走而“天下莫能容”，没有一个君主想用他的一套去治国，未必都是别人的耻辱，其本身的致命弱点，无疑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在大张旗鼓地尊孔祭孔业已成为时髦的今天，我以为很有必要指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