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曾经有两个宰相，一个叫司马光，一个叫王安石。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

　　司马光打小就很聪明，幼年时同伴不慎掉进水缸，眼看要淹死，司马光人小体弱，无力把他救出来，情急之下，搬块石头将缸砸破，水流了出来，同伴于是得救。“司马光砸缸”，成了流传千古的美谈。他性情温和，待人宽厚，及至做了宰相，也理循旧法，秉承祖制，主张“无为而治”，言辞有度，服饰得体，乃谦谦君子。

　　王安石从小书读得很好，“名传里巷”，他老成持重，年纪轻轻就不苟言笑。少年得志，官运亨通。执掌朝廷大权，“严己律属”。除了不爱洗澡，穿衣服相当不讲究外，经常头发蓬乱就上朝觐见天子，号令文武。按当时的标准，他基本上算是神经病。然而皇帝很欣赏他，尽管王安石是典型的“脏乱差”，依然“皇恩殊厚”，成为当朝宰相，锐意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想方设法为大宋收税，充盈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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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的改革运动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三司制置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熙宁三年(1070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

　　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毛泽东也称赞“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人言不足恤”并不是由王安石等变法派人士提出来的，而是反对派对变法派的污蔑之词，原文类似的有三句“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王安石听到这句话之后深觉其符合自己的变法主旨，遂大加宣扬。)

　　司马光为什么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他“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他的志向在于编修史书，而非政治。

　　司马光22岁的时候中了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但时间不长，他的父母便先后去世，他只得辞去官职，回家守丧。在守丧的几年时间里，他充分了解了下层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读了许多史书，对其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认真总结和评论，为以后编着《资治通鉴》奠定了坚实基础。治平元年(1064年)，他还修成了《历年图》一书，献给英宗皇帝，这实际上就是《资治通鉴》的雏形。两年后，他又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爱好历史的宋英宗，深受皇帝赞赏。可见，司马光虽然从政。但他的主要精力在于着书立说，而不在于政治。但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要完成历史方面的鸿篇巨制，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司马光一直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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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076年，英宗皇帝驾崩，19岁的太子赵顼继位，即宋神宗。神宗皇帝把在江宁担任知府的王安石调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学士，成为皇帝身边的大臣。从此，王安石与同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关系日益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谈论时政。在闲谈之中，二人也有过一些争执，但最终都是一笑了之。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友好的，虽然在政见上有分歧，有争执，但对于二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并不放在心上。特别是对于司马光来说，他与王安石在政见上的不同，也只是争执一下而已，绝不会因此而成为，因为司马光对政治是不怎么感冒的。

　　这年冬天，神宗皇帝率文武大臣到南部祭天。按照祖制，皇帝祭天完毕，要遍赐金帛，但由于宋朝连年发生自然灾害，致使国库空虚，宰相曾公亮等人就建议免除赐金帛之举。司马光和王安石当时都在场，司马光十分赞成宰相的意见，他说：“救灾节用，应从主上和朝中贵官近臣做起。”王安石听了却说：“现在国家财力不足，并非奢靡而起，而是不善理财之故。”司马光在平时与王安石的闲谈中，就知道他有变法图强的志向，别人不知道他的话中之意，而司马光心中是非常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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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在精研史书的过程中发现。历朝变法，几乎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离他们最近的本朝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没施行几天便夭折了。所以他更加反对王安石变法，怕王安石重蹈覆辙，身败名裂。此时，耿直的司马光见王安石当面驳斥自己，便与王安石争执起来。这次争执与平时的争执并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这次争执是在皇帝面前而已。神宗皇帝见状，觉得很不像话，就制止了他们的争执。

　　王安石在与司马光发生争执不久，就向神宗皇帝递上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他在札子中指出：北宋王朝代代墨守陈规。不思新变，流弊十分严重。而农民之所以“坏于差役”，皆因“其于理财，大抵无法”。年轻的神宗皇帝也看到国家财政空虚，政治腐败，军事力量不堪一击，早就想振作一番。以扭转国家的形势。他看到王安石的札子后，简直欣喜若狂，立即召见王安石，商讨变法之事。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侃侃而谈。很合神宗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