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休·赫夫纳逝世，享年91岁，留下的是属于“花花公子”的传奇。

　　有拥趸曾这样盛赞他的商业帝国：“汽车、电脑和《花花公子》，是美国带给世界的三大现代生活方式”。赫夫纳自己则有另一个版本：“文明社会的三大发明是火、车轮和《花花公子》。”

　　1953年，《花花公子》创刊。在创刊号里，休·赫夫纳这样写道：“‘花花公子’并不指颓废的享乐主义者，我们所谓的‘花花公子’是一个不把生活仅仅看作是一串辛酸眼泪的人，潜藏在杂志背后的主张是：娱乐和享受是件好事。”

　　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见到这句话时，便有这样的感觉：我从小听说的那本色情杂志，也许像一些国家、一些人和一些事那样被妖魔化了。

　　50年代的美国需要《花花公子》

　　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正值二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们不再为物质匮乏所苦，却遭遇都市的疏离感，性成为极其重要的疏解渠道，《花花公子》应运而生。

　　到了60年代，嬉皮文化盛行，盛行，更加推动了《花花公子》的成长。

　　但如果将《花花公子》的诞生和崛起归结于性，显然片面。它所要面对的受众，是越来越庞大的美国中产阶级群体，他们渴望有一份杂志能带来符合自身需求的新生活方式，既要有性，还要有其他享受。

　　所以，《花花公子》的真实面貌应该是一份偏重男性的中产阶级杂志。赫夫纳在创刊号中写道：“我们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在自家公寓中，调上一杯鸡尾酒，准备两份开胃小吃，唱机里放上一段音乐，邀请一位红粉佳人，静静地谈论毕加索、尼采、爵士乐，还有性。”

　　为什么是毕加索?因为他代表艺术，为什么是尼采?因为他代表哲学。再加上音乐、美食、美酒、汽车和性，还有从创刊号便开始的文学专栏，构成了《花花公子》所营造的中产阶级生活。

　　如果用《花花公子》自己的宣传语，则是“潮流的弄潮儿、流行的仲裁者和政治自由、性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前卫”。

　　即使是“性”，《花花公子》也不是什么“”和“性革命”的推手，它仅仅意味着美国媒体公开报道“性”的合法化，这在当时是一种突破。

　　更重要的是，虽然不是一份纯粹的时政类杂志，但《花花公子》始终有着极高的自我要求。它曾伴随美国社运变迁，反战、环保、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时代议题，《花花公子》从未缺席。

　　《花花公子》的商业模式

　　1953年，第一期《花花公子》出版，它没通过邮政发行，而是直接由报摊销售，如今听来寻常，可在当年却是创举。封面上是玛丽莲·梦露，但却没有标注出版日期，因为连赫夫纳自己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有下一期。

　　意外的是，这期杂志居然卖出了5万多册，不但收回成本，还足够出版下一期。在第二期的封底上，出现了一只穿西装打领带的兔子，它最终成为《花花公子》的标志。

　　《花花公子》在营销领域的最大卖点当然是“”。在梦露之后，第一任邦女郎乌苏拉·安德斯、“小猫”碧姬·芭铎等纷纷登上封面。最热门栏目“本月玩伴女郎”也于第二期出现，包括了女郎的裸照和个人资料。

　　但在营销方面，《花花公子》并不仅仅依靠卖弄。即使是封面女郎和玩伴女郎的拍摄，也强调照片的美感多于肉体的卖弄。

　　尤其是1972年11月版的《花花公子》，创造了销售超700万册的最高纪录，当月玩伴女郎的裸照也因其美妙而标准的构图，成为数字图像处理教学的范例，一直沿用至今。

　　它的文字也相当吸引，即所谓的“内容为王”。赫夫纳本人就是个文学青年，《花花公子》创刊之初，他便以极高的稿酬邀约顶尖作家。

　　他的作者中包括了乔伊斯·卡罗尔·奥茨、纳博科夫、博尔赫斯、诺曼·梅勒、约翰·厄普代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斯蒂芬·霍金和汤姆·克兰西等。海明威、毛姆和纳博科夫都有新作在《花花公子》首发，赫夫纳开出的稿酬是当时全美最高的1.5万到2.5万美元。

　　王朔回忆，自己曾在《玩的就是心跳》中截取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却遭退稿，退稿理由居然是过于色情。王朔写道：“直到那时，我这才知道《花花公子》，其实反映的是非常严肃的人的需要和欲望。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

　　《花花公子》的另一个主打栏目则是以动辄采访七八个小时著称的访谈。在访谈嘉宾中，曾有美国总统卡特、印度总理尼赫鲁和民权领袖马丁··金，有约翰·列侬、迈克尔·乔丹等大明星，有史蒂芬·霍金、伯特兰·罗素和萨特等名人。

　　即使是令美国政府头痛的卡斯特罗，也曾是《花花公子》的访谈对象，而且还在杂志中公然表示“美国以其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正在加速古巴乃至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激进化”。

　　最值得一提的是对列侬和小野洋子的访谈，这一期杂志恰恰于列侬遇刺当晚上市。在访谈中，当提及马丁··金和甘地时，列侬的回应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被人刺杀，这意味着什么”，一语成谶。

　　话说回来，这并不能否认《花花公子》就不是一本色情杂志，只是《花花公子》并不仅仅是一本色情杂志，甚至并非只有杂志，它还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60年代，“花花公子俱乐部”堪称美国的“夜生活帝国”。仅仅1965年，其13家俱乐部的总收入为1970万美元，次年，15家俱乐部的总收入为2490万美元。但也正是运动，使得以性交易为主的泛滥，冲击了“花花公子俱乐部”，并使得后者也走上了粗俗之路，未能如杂志般坚守。

　　上世纪80年代末，赫夫纳终于关闭了所有的“花花公子俱乐部”。

　　除此之外，“花花公子”还涉足电影业、唱片业、演出、旅馆、运输业、餐饮业、商品和赌场等。

　　赫夫纳曾表示，人们完全可以在“花花公子”的商业系统里度过一生。他本人就是示范，整个60年代，他住在芝加哥的“花花公子大厦”，几乎没有出来过。

　　赫夫纳改变自己也改变了美国

　　或许只有美国，才会出现赫夫纳这样的人物。如果你对他的人生仅仅报以猎奇态度，津津乐道于他自称曾与两千女郎上床的“战绩”，那显然浪费了这段传奇。

　　当年，清教徒们因为遭受而离开欧洲，移居新大陆。所以，美国的建国理念中，思想和十分重要。与此同时，清教徒又有着严谨和充满约束的道德观。

　　赫夫纳正是出生于一个清教徒家庭，思想严谨，笃信努力奋斗可以带来美好生活，耻于享乐，更耻于谈及性的快乐。也正因此，赫夫纳一度认为，头脑和身体是敌对的。

　　他曾回忆，“在我的家庭里，没有拥抱和亲吻”，所以，他认为“性是正常和自然的生命的一部分，我要给性正名!”

　　他的第一段性经历也严重影响了他的人生。当时，他还是一个坚守清教徒道德观的处男，将第一次交给了妻子，但妻子的性经历却比他更多。

　　于是，他决定改变，于是，便有了《花花公子》，于是，便有了他直至90岁仍有多名美女同时陪伴、从未间断的人生。

　　没错，他确实改变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