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不能惩，也就是“知恶而不能去”的故事，发生在东汉章帝刘煜时期。而“知恶而不能去”，则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汉章帝在处理大舅子窦宪无法无天行为时的一句话。司马光的这一节评论确实很精彩，就是放在当今，对执政者也有警醒的价值。

　　东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深受汉章帝宠幸的窦皇后，在害死了几个同样受宠的贵人后，更加宠贵益盛。几个兄弟都在朝中担任要职，哥哥窦宪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弟弟窦笃为黄门侍郎。这兄弟二人不仅把持着宫禁，而且还能获得丰厚的赏赐。二人喜欢交接宾客，朝中那些喜欢巴结权贵的士大夫，纷纷交集其门。特别是窦宪，仗恃着窦皇后的声势，使得从王侯、公主到皇太后的阴家、马家没有不畏惧他的。这时的窦宪，己经骄狂到连公主也不放到眼里的地步了。沁水公主有一片田园被窦宪看中，他便以很低贱的价格把这片田园买了下来，实际上是强占了过来。公主迫于窦家的权势和窦宪的威势，只得忍气吞声，什么也不说地隐忍了下来。后来，汉章帝出巡经过这片田园时，感觉有点不对劲，就指着田园问窦宪是怎么一回事，窦宪不但隐情不报，还公然在皇帝面前弄权，暗中喝止左右都不许回答。

　　汉章帝发觉了这件事后，非常恼怒，即召窦宪进宫，狠狠地训斥道：“我在深思，上次经过被你夺占的沁水公主田园时，你为何要做出比赵高的指鹿为马更为过分的事情呢?再深想一点，就会令人感到惊怵和恐怖。以前在永平年间(汉明帝时期)，皇帝常令阴党、阴博、邓叠(都是国戚)三人互相纠察，所以皇亲国戚都不敢犯法。而如今显贵的公主尚且被你无理掠夺，更何况小民百姓呢!国家如果要抛弃你窦宪，就像扔掉一只小鸡，一只烂老鼠一样容易!”皇帝的这一番话，让窦宪感到非常恐惧，就连窦皇后也穿着降格的衣服来向皇帝谢罪。过了很久，皇帝的怒气消解了，就让窦宪把田园还给了沁水公主。虽然皇帝没有治窦宪的罪，但也没有再给窦宪委以重任了。这个结果，符合汉章帝宽大为怀的个性特征和治国理念。

　　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此事时，却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不同看法，现录如下：“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于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善哉;然卒不能罪宪，则奸臣安所惩哉!夫人主之于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复赦之，则不若不知之愈也。何以言之?彼或为奸而上不之知，犹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讨，彼知其不足畏也，则放纵而无所顾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恶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这段评论的大意是说：做人臣的罪过，没有比欺君罔上更大的了，因此，凡明君都痛恨这种事。孝章帝指责窦宪的行为何异于赵高的指鹿为马，说得非常对。然而，最终没有治窦宪的罪，则奸臣又怎能有所惩治呢!而君主对于臣子来说，怕的是不知道臣子的奸佞，如果知道了他的奸佞而又赦免了他，则不如不知道更好。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些臣子有的做了作奸犯法的事，因为君上并不知道，所以那些犯法之人对君上还会有所畏惧;既然知道了而又不治罪，那些人就知道国君没有什么好畏惧的，于是就会放纵得无所顾忌了。所以，知道臣子有善行而不能任用他，知道臣子有恶行而不能罢黜他，这是人君应该深为警戒的。

　　司马光的这一段论述说明了一个问题：治国理政在于用人，而用人的关键又在于是非清楚，奖罚分明;有功者奖，有罪者罚，只有这样，才能人人尽职，个个尽责。汉章帝一味地宽厚仁慈，对有恶行的官员不惩治，自己倒是落了个宽仁的美名。但吏治风气却日渐松弛，这就给东汉的中后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汉章帝去世后，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窦太后临朝摄政，窦宪以侍中的职位，在宫内则干预机密大事，出宫则宣布太后的诏令。兄弟几个都在朝廷的重要位置上，骄横放纵、胡作非为。就连家奴、门客、缇骑都敢强夺人财，强抢妇女。弄得商人们都紧闭门户，好像躲避寇贼仇敌一样。窦氏兄弟所做的坏事，官员们也不敢检举揭发，因为窦氏充满了朝廷的各要害部门。窦宪的女婿郭举，不但位高权重，还深得太后的宠信，后来居然准备谋杀汉和帝。皇帝知道了他们的图谋后，依靠太监和警卫部队把他们收捕，并把窦氏兄弟赶到他们的封地，随后令他们自杀。但自此始，皇戚、宦官、朝臣的争斗也开始了，并一直伴随到东汉灭亡。

　　当然，我们不能把东汉后来的政治变化，都归咎为是由于汉章帝不惩处窦宪而造成的，因为这其中有许多是历史演变的必然规律。但作为执政者，用人不当，又不能惩恶扬善，不论是给政权，还是给社会，带来的危害都是极其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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