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都非常重视野生动物的保护，而且有独到和成熟的经验、做法。我们不妨来看看，在古代，人们都是怎么做的。

　　最早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和法令

　　早在几千年前的五帝时代，就非常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当时管理山泽鸟兽的官员被称为“虞”。大禹治水时，舜帝同时派益为“虞”。现在看来，“虞”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保护机构和官职，所以益是世界上第一位生态保护官员。

　　后来，在儒家经典著作《周礼》中，详细地记述了周代管理山林川泽官员的建制、名称、编制及职责等。周代设地官，地官大司徒是政府官员中的六卿之一，地位非常重要。他分管农、林、牧、渔等生产部门。而下属山、林、川、泽的官吏分别称为山虞、泽虞、林衡、川衡，并按山林川泽的大小制定了大、中、小三类机构，及员工的数目编制。可见当时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机构是相当健全的，其职责也很明确。周以后的朝代多数也设置了虞、衡等机构来管理山林川泽等，以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其中专管禁猎政令的职务叫“迹人”，由“迹人”设立界限、禁令，派人守护。凡田猎者都必须听从“迹人”的命令。规定禁止捕杀幼兽，摘取鸟卵及使用有毒的箭射杀禽兽。

　　那时，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法令也有了雏形。公元前11世纪，西周颁布的《伐崇令》说：“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勿赦。”违者受到的惩罚很严厉。春秋时，齐国规定山林水泽按时封禁和开放。《管子·地数》载：“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可见其对于违反保护规定处罚更是残酷。《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中也记载，当时制定了春夏秋冬的禁令。禁令规定在生物繁育时期，不准砍伐山中树木，不准在泽中割草烧灰，不准用网具捕捉鸟兽，不准用网下水捕鱼等等。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法令的逐步完善，为后来各个时期的野生动物保护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的一次成功野保行动

　　春秋时期，人们对于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的保护有了较深的认识，人们参与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日益高涨，所以才发生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在《国语·鲁语上》记载了一个“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说的是鲁国宣公很爱玩，不顾时令，在夏天的时候，他带人去泗水泛舟撒网捕鱼。这事让大夫里革知道了，里革不顾君主情面，将宣公的渔网割断，扔到岸上，不仅如此，里革还对宣公讲了古代保护野生动物的制度。他说：“古时候，大寒以后，冬眠的动物便开始活动，水虞这时才计划用渔网、渔笱，捕大鱼，捉龟鳖等，拿这些到寝庙里祭祀祖宗，同时这种办法也在百姓中间施行，这是为了帮助散发地下的阳气。当鸟兽开始孕育，鱼鳖已经长大的时候，兽虞这时便禁止用网捕捉鸟兽，只准刺取鱼鳖，并把它们制成夏天吃的鱼干，这是为了帮助鸟兽生长。当鸟兽已经长大，鱼鳖开始孕育的时候，水虞便禁止用小渔网捕捉鱼鳖，只准设下陷阱捕兽，用来供应宗庙和庖厨的需要，这是为了储存物产，以备享用。而且，到山上不能砍伐新生的树枝，在水边也不能割取幼嫩的草木，捕鱼时禁止捕小鱼，捕兽时要留下小兽，捕鸟时要保护雏鸟和鸟卵，捕虫时要避免伤害蚂蚁和蝗虫的幼虫，这是为了使万物繁殖生长。这是古人的教导。现在正当鱼类孕育的时候，你却不让它长大，还下网捕捉，真是贪心不足啊!”

　　你还别说，鲁宣公听了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里革是为了帮助自己改正错误，要把这个破网保存起来，作为教训，时刻警醒自己。由此可见。春秋时期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则早已尽人皆知。正因为大臣都敢管违反禁令的国君，国君也能承认错误，野保行动才获得成功。

　　汉代颁布最早的保护鸟类法令

　　到了秦汉时期，法令不断完善，对于进一步保护野生动物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秦代虽然不像周代那样设有专门的生态保护机构，但是也有了一些较为详尽的涉及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而秦代又以“严刑峻法”著称，让保护作用更具刚性。在《秦律十八种》中有一部《田律》，虽然主要讲的是农业生产方面的法律，但是其中一系列规定是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特别是与野生动物保护有关。其中规定：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田律》中保护的对象包括树木、植被、水道、鸟兽、鱼鳖等，并对捕杀、采集的时间和方法也做了具体规定;对违反规定者还明确了如何甄别情况进行处理的办法，体现了法律易于执行的特点。因此可以说，《田律》是我国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法。

　　在汉代，山林池泽等国家自然资源是受到政府保护的，平时严禁随意采伐，只有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才由皇帝下令开禁，以使百姓获得救灾活命的物资。所以汉代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保护得非常好。汉代还有专门的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法令。据《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夏六月，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通过这条法令可以看出，当时对于大批迁徙的五色鸟，不准坏鸟巢、掏鸟蛋，甚至飞石打鸟，规定得十分明确，便于执行。因此也可以说，这条法令是我国最早的保护鸟类的法令。由于汉政府保护得当，到了第二年春，大批鸟类又一次云集都城。

　　宋代一条野保法令执行了200年

　　唐宋时期，对于野生动物的认识和保护不断深入，尤其是宋代曾有一条法令执行了200多年，可见野生动物保护深入人心。

　　在唐代，出了一个著名的公主，她是因为穿了百鸟裙而蹿红的，因此她应该是史上最不保护野生动物的范例。她就是唐中宗在位时的安乐公主。她爱穿百色鸟毛织成的裙子，而且在当时引领时尚，一时众人纷纷效仿，各种珍禽飞鸟被捕捉殆尽。据《旧唐书·五行志》载：“(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色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在裙中。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好一个采捕殆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奢靡之风已危及禽兽安全!到了唐玄宗即位后，他接受了宰相姚崇、宋璟禁奢靡的意见，于开元二年(714年)七月下了《禁珠玉锦绣敕》，并对一些奇装异服采取措施，能染色的，“听染为皂”，无益于时的，“并焚与殿前，用绝竞争”。而对于违者“决杖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两京及诸州旧有官织锦坊悉停”。从此采捕百色鸟兽之风渐息。可见社会风尚淳朴，才是野生动物之福。

　　宋代十分重视生态保护，专门在工部下设虞部，掌管山泽苑圃之事。而且，宋太祖于建隆二年(961年)下达了《禁采捕诏》：“王者稽古临民，顺时布政，属阳春在候，品汇咸亨，鸟兽虫鱼，俾各安于物性，罝罘罗网，宜不出国门，庶无胎卵之伤，用助阴阳之气，其禁民无得采捕鱼虫，弹射飞鸟。仍永为定式，每岁有司申明之。”这个禁令是禁止在鸟兽鱼虫的繁殖、生长期采捕的，不仅要求明确，而且最大的特色是法令的延续性，强调此令固定下来，每年都要重申发布予以执行。

　　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颁布了《二月至九月禁捕诏》，其中规定“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敕竿挟弹，探巢摘卵”，并要求“州县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置其罪，仍令州县于要害处粉壁，揭诏书示之”。这一诏书在前面的基础上，更要求基层官吏主动违禁者，并写在墙上扩大宣传，影响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徐松《宋会要辑稿》载，到了南宋高宗时期，他仍然记得这一诏令，他说：“比得太宗皇帝尹京日、禁断春夏捕雏卵等榜文，训饬丁宁，唯恐不至。”并说，“今付三省可申严法禁行。”可见一条法令，被延续了200多年，表明了大宋的野保决心和力度。后来大宋王朝还出台了禁捕青蛙、禁食重点保护鸟兽、禁止以鸟羽、兽皮为服饰等法令。

　　明清皇帝拒食用野生动物制品

　　在封建社会，王朝统治者们的奢侈与爱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或者破坏起着重大的作用，即所谓上行下效。

　　明清时期，也有部分统治者身体力行，高度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尤其从自身做起，示范天下。《明史·食货志》载：“明初，上供简省。郡县供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仁宗初，光禄卿井泉奏，岁例遣正官往南京采玉面狸，帝斥之曰：‘小人不达政大体。朕方下诏，尽罢不急之务以息民，岂以口腹细故，失大信耶!’”由此可见，玉面狸是当时供皇宫馔食用的一种野生动物。玉面狸在当时也属珍稀野生动物，如果皇帝带头食用，还不带动全社会的跟风!明仁宗皇帝这一斥不知救了多少玉面狸的性命。还有记载，明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多次放生野生虎、猫、鹰、山猴、鸽等，并禁止各属国进献珍禽异兽。

　　清代皇帝也有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等的诏书与禁令。顺治皇帝听说广东采珠之风甚盛，危及了百姓，于顺治四年(1647年)冬十月下令禁止;康熙皇帝于康熙二十一年(1712年)五月，免去向皇宫供鹰的指标。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清实录》记载的雍正皇帝禁用象牙制品的事情：雍正看到各地特别是广东进贡到宫里的象牙制品日盛，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滥杀大象而取得的象牙，颇有感慨，于是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四月谕旨大学士等：“朕与一切器具，但取朴素实用，不尚华丽工巧，屡降谕旨甚明。从前广东曾进象牙蓆，朕甚不取，以为不过偶然之进献，未降谕旨切戒，今者献者日多，大非朕意。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具体尚小。今制为座蓆。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端矣。等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若从海洋而来，从此屏弃勿买，则制造之风，自然止息矣。”这道谕旨表达了雍正对野生动物的仁爱之心，同时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象牙制品的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