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

　　在德意志诸邦中，唯一能与奥地利相抗衡的力量是普鲁士。

　　普鲁士是德意志诸国中领土最广、力量最强、地位最为重要的国家之一，从17世纪起，它一直影响着整个德意志的历史。

　　普鲁士国家是靠不断扩张领土而发展起来的。

　　普鲁士的统治者是霍亨索伦家族。早在10世纪，霍亨索伦家族就统治了瑞士北方的索伦山上一个城堡。到12世纪，这个家族的代表又成为纽伦堡城的城主。

　　1415年这个家族的代表腓特烈一世从神圣罗马皇帝那里取得了勃兰登堡领地和选帝侯的称号。勃兰登堡位于德意志东北边境，经常与邻近的斯拉夫人发生战争，因而它的军队取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

　　在16世纪宗教改革中，勃兰登堡选帝侯接受了教，并且攫取了天主教教会的土地财产，由是勃兰登堡遂成为一个重要的新教国家。

　　到16世纪初，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以他妻子的名义取得了莱茵河下游的克列夫兹公爵领地和马尔克、拉文斯堡两个侯爵领地。

　　1618年选帝侯又取得了波兰的附庸国——东普鲁士，因而他就从勃兰登堡选帝候一跃而成为勃兰登堡-普鲁士选帝候。为了取得东普鲁士，他不惜向波兰国王称臣纳贡。

　　三十年战争结束时(1648年)，选帝候腓特烈·威廉兼并了东部波美拉尼亚及威悉河流域和易北河流域的几个小领地。同一年，他又趁波兰新王即位的机会，摆脱了对波兰的臣属关系。

　　到1701年，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又以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为条件，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取得了普鲁士国王的称号。由是，勃兰登堡一普鲁士选帝侯就变成普鲁士国王。

　　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又从奥地利夺取了西里西亚。

　　1772年瓜分波兰时，又分到西普鲁士(格但斯克和托伦除外)，这样就把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连接起来。勃兰登堡原来领地的面积仅有23751平方公里，到1772年，普鲁士王国的领土就增加到194891平方公里了。

　　普鲁士之崛起，是有其经济前提的。

　　正是在17世纪以后经济繁荣的基础上，这个国家才能强盛起来。普鲁士经济繁荣的原因有二：

　　第一，勃兰登堡的地理位置对经济发展有利。贸易航路之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虽然引起整个德意志经济衰落及停滞，但是却促进了勃兰登堡的经济繁荣。贸易航路的转移，使南德和中德的个别地区不得不向北海海岸寻找贸易出口，而勃兰登堡就成为必经之路。

　　第二，霍亨索伦王朝实行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促进了普鲁士经济的发展。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早在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在位时期(1640-1688)就开始奖励工商业发展。

　　1685年法国政府取消南特敕令后，胡格诺教徒纷纷逃往国外。腓特烈·威廉下令收容法国流亡者并给予优待。至1703年大约有2万名法国胡格诺教徒和13000名其他国家的新教徒定居到兰登堡。他们主要是手艺高强的手工业者和能干的商人，因而把资本和技术带到这里。这些新来的移民建立了毛织和棉织手工工场，对丝进行加工，并生产天鹅绒、蜡烛、绢带等物品。但是在农奴制存在的条件下，自由劳动力来源非常有限。为了解决劳动力问题，腓特烈·威廉利用刑事犯及狱囚、流浪汉以及乞丐充当新工业的劳动力。其孙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继续实行这个政策，他特别奖励军事工业，如毛呢工业。

　　普鲁士由小而大，由弱而强，还因为它推行军国主义政策。

　　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即位时正值三十年战争，勃兰登堡被瑞典军占领。他亲身体会到军队为立国之本，因此他决定向瑞典学习，建立一支常备军。

　　1653年，他与容克贵族达成协议：允许容克对农民行使警察权和裁判权;容克则同意选帝侯征收“军事税”，以便创立常备军。在这个协议中，选帝侯也同意让容克担任常备军的军官。从此以后，容克就与普鲁士军队结成不解之缘。从腓特烈·威廉以来，普鲁士国家就变成一架强大的军事机器。到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位时期，普鲁士军队的数目几乎增加了一倍，达85460人，相当于全国居民的4%。在全欧，普鲁士在人口方面占第13位，但是其军队的数目却占第4位，国家财政收入的3/4都用在军事上。在军队中实行盲目服从，容克出身的军官可以任意鞭挞士卒，有些士卒往往因不堪军官的虐待而自杀。平时军纪甚严，但是一到战时，军官却纵容士兵烧杀掠夺。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是与容克阶级紧密相联的。容克阶级积极支持军国主义政策，这是因为这个政策给他们带来许多利益：第一，实行军国主义及侵略扩张，他们就可以获得新的地产。第二，随着国家领土的扩张，行政管理机构也就扩充起来，这就为容克的子弟提供了更多的当官机会。第三，加强军事力量，也相应地增加了军官的数目从而为容克的子弟提供了更多的军官职位。

　　容克阶级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他们的经济力量是建立在农奴制上面的。德意志的“农奴制第二版”在普鲁士表现得最为突出。从16世纪到17世纪上半期，普鲁士，特别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民又农牧化了。他们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被迫向地主提供劳役地租及代役租。农奴每周要在领主的土地上劳动4～6天。1710年一个官员在报告中写道：“地租、劳役、租税、士兵驻扎和贡赋等经常增加，人民很难维持下去;农奴一直很穷而且越来越穷，一如既往，最后他们无可奈何只好逃跑……”

　　普鲁士的官僚系统也是靠军队的力量建立起来的。

　　本来普鲁士一些地区的征税权掌握在各领地的等级会议手中，但是腓特烈，威廉却靠武力征税。他曾派军队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克列夫兹和马尔克接受了新税。接着，他把这种新税变成事实上的永久性税收，从而剥夺等级会议最主要的职权——收税权。最后，由于各地税款主要用于军队开支，他就把税收事务交给军方去办，为此组建军事总部，下面设军事财务处，向各地派遣军官，负责征税。这些军官用军事命令的方式进行工作，很快把工作范围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并把各地原有的行政机构排挤到一边，其中包括各领地等级会议和市镇自治当局。

　　通过军事总部，腓特烈·威廉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官僚行政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灵魂是军队。

　　1723年他设立直属国王的“财政、军事与王室领地最高总管理处”，作为管理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这位“军曹国王”用管理军队的方法管理国家，认为专制君主最懂得他的人民需要什么。他曾说：“朕乃君主，故可为所欲为。”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发展成高度集权的专制国家，军营式的纪律与等级制度支配整个社会生活。所谓的“普鲁士精神”到这时已完全成形了，它的公式是专制主义加上军国主义。

　　历史背景

　　德意志是一个民族分合无定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系一个徒具虚名的松散诸侯联盟，最多时全国竟分有上千个邦国;经过几百年的苦苦奋斗，德意志终于在1871年由普鲁士实现了首次民族大统一，然而却又因两次大战的失败，国家再度分裂，直至1990年才重新实现统一。可以说，一部德国史就是一部民族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问题(或曰谋求国家统一)就成为了贯穿整个德意志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为什么我们讲普鲁士王国的兴起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就因为德国的统一大业最终是由普鲁士完成的。那么，身处在一个列强环伺的欧洲和一个诸侯林立的德意志中间，人口和领土原本都不算多的普鲁士，又究竟是凭借何种“神奇的力量”逐渐由弱变强，一步步壮大发展起来的呢?

　　从1618-1648年，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们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使英国资产阶级逃脱了欧洲封建君主们的干预而获得了胜利，却使德意志彻底衰落。作为这场残酷战争的主战场，德意志六分之五的乡村被毁灭，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农民变得一无所有，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战争结束后，德意志仍然只是一个四分五裂、残破不堪、诸侯林立的名义上的“国家”。根据威斯特法里亚和约，三十年战争的胜利者法国和瑞典有权保证德意志各邦内政和外交上的独立，各邦有充分权利同欧洲任何国家签定条约。这样，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就被最后确定下来。三十年战争后的德意志究竟分裂到了何种程度，有这样一组数据很能够说明问题：当时在德意志境内，共有360个独立的邦国和1500个半独立的领地。绝大部分的邦国版图都很小，比如在威斯特法里亚地区，每个邦国平均只有20多平方英里。但是所有这些邦国的君主却都很自负，无论其邦土大小都一样建立起自己整套的专制制度，国家机构健全，也拥有军队。一支军队有时只有12个士兵组成。

　　在这种空前的民族分裂局面下，一个社会有秩序、中央有权威、政府有效率、军队有战力的普鲁士显得十分与众不同。须知近代欧洲，任何国家的崛起都不是温情脉脉、和风细雨的曼妙之旅，在那个弱肉强食血雨腥风的动荡年代，普鲁士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用火与剑来铺就它的王者之路。

　　特点

　　(一)奉行先军政治，重视国防建设

　　新兴的普鲁士王国是个家底薄弱的小国，被列强戏称为“铁罐堆中的一只陶罐”，随时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因此从1701年普鲁士王国建国伊始，历代统治者就把强化军队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非常突出，1740年腓特烈二世即位，在他20多年的铁腕统治下，普军人数由原先的7万人激增至20万，占全国人口9.4%，开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预算的4/5。当时的普鲁士面积在欧洲仅居第十位，人口居第十三位，但它的军队却排到了全欧第四的位置。而且这一数字在腓特烈二世的后继者威廉二世那里又增加到了23.5万人。曾有人这样描述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对普鲁士而言，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性质是如此的鲜明，它的好战性直接促成了后来俾斯麦“铁血政策”的出台，并进而成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二)容克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并成为唯一能够担负起领导民族统一大业的阶级

　　普鲁士是一个容克国家，市民阶级在这里的力量非常微弱。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使工场手工业发展缓慢，其在国家整个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还不到10%，而且它们的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公贵族的生活消费和政府军队的开支;另一方面，当18世纪末英法早已克服行会的传统束缚时，德意志的手工业却仍为行会所控制，古老的法规和条例还在严格的执行，一切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的路径都被封建桎梏无情的堵塞。经济上的这种依赖性以及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造成了德意志资产者在政治上对封建权力的怯懦性和卑躬屈膝。

　　农民也无力反抗强大的封建专制王权。1625年德国曾爆发了伟大的农民战争，但最终被残酷下去，而三十年战争则彻底摧毁了农民阶级最后的反抗力量，地主成为农村唯一的主人，强迫农民服劳役的农奴制度变成了德意志的普遍制度，而这种状况在普鲁士表现的尤为突出。

　　马克思、恩格斯曾打算把德意志各地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以便推进革命。但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散的德意志不存在这种条件。当时德意志工人阶级还很不成熟，他们中大部分人仍是手工业者，而且基本上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而且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以及资产阶级的背叛，1848年革命在整个德意志都被下去，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潮。

　　既然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无力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而力量尚十分弱小的无产阶级又在政治上远没有成熟，那么这一任务便历史的落在了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容克)的身上。

　　(三)王权强大，同时在保留容克封建特权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

　　容克经济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容克地主垄断了粮食出口，同时还免付出口关税。在普鲁士军队中，容克则占据了所有的军官职位。普鲁士的农奴制与早期农奴制不同，它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随着粮食和各种农产品日益成为重要的商品以及价格上扬，农业生产变得有利可图。于是容克地主便开始抢占农民土地，合并成大田庄，面向市场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

　　农奴制体现的只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凸显了普鲁士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特色。而这一保证，对于任何一个近代欧洲强国的崛起都是必不可少的。彼得一世治下的俄国如此，路易十四统辖的法国亦然，普鲁士也不例外。

　　1848年革命失败后，尽管普鲁士没有像奥地利那样恢复纯粹的君主制，而是维持了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但贵族仍在这个联盟中保持了领导地位，国王则依旧拥有无上的权威。虽然存在议会，但上院(贵族院)是由国王指定的显贵组成，而下院(众议院)又借助不平等的三级选举制保证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多数地位，因此，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就打着民主的幌子得以延续，甚至还有所巩固。

　　形成原因

　　(一)农奴制强化了容克的政治统治地位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奴制是一种野蛮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农奴不仅无偿的为地主服劳役，还要自备牲畜和农具，他们的财产任意被剥夺，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被禁锢在地主的田庄里不许迁徙。通常认为，农奴制的存在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一制度置于普鲁士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的话，却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今人可以批评腓特烈二世在普鲁士“强化军事容克地主的专制制度，以及向其臣民推行奴性教育”是历史的倒退，但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当时普鲁士王国的柱石是贵族，而贵族的实力就在于占有广大的地产和对农奴的剥削。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农奴制就没有容克，而没有容克的支持，强大的普鲁士王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推行重商主义，注重发展经济

　　德意志向北出海的主要河流如莱茵河、威悉河、易北河、奥得河都流经勃兰登堡的领地，这就使普鲁士拥有了一个发展经济的有利地理位置。而普鲁士的历代统治者也把工商业看成是一种重要财富，他们开凿运河、修桥筑路、统一币制、实行保护关税的措施来发展经济。同时普鲁士还注重开拓海外市场，在1788年它就已向英国出口了1万1千多吨生铁。到18世纪80年代，普鲁士建立起三个贸易公司：地中海东部贸易公司、中国贸易公司和孟加拉贸易公司。

　　(三)鼓励移民，收容新教徒。

　　马丁·的宗教改革，以及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新教联盟的获胜，使得普鲁士成为当时欧洲躲避宗教者的人间乐土。到1703年，大约有二万名胡格诺教徒从法国迁到勃兰登堡定居，占当时这座城市居民的1/9。这些人都是熟练的手工业者或拥有一定资本的商人，结果法国工商业因此遭受严重损失，而普鲁士却得到了好处。除法国移民外，还有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大量进入普国。据统计，到1740年普鲁士有人口240万，其中光外国移民就占去1/4，多达60万。勃兰登堡是三十年战争的重灾区，移民对它的复兴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普鲁士比德意志其他邦国更早的实现经济复苏与高涨。

　　(四)统治者忧患意识强烈，较少陷入腐化堕落

　　与当时欧洲王室盛行的奢靡之风迥异，几代普鲁士统治者都近乎自虐的过着清教徒式的节俭生活，以便节省下宝贵的与政府开支。比如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亲威廉一世(与后来同名的普皇是两个人)在位时，普鲁士的外交使臣以寒酸龌龊“驰名”欧洲。而显赫的王室成员们，无论王子公主，亦或是王妃乃至国王本人，其饮食烹调拙劣，饭菜简单菲薄，几乎到了食不果腹的程度。由于节俭已到了悭吝的地步，以致人们在背后叫威廉一世为“乞丐国王”。

　　他的后继者腓特烈二世，则更具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般的坚韧与刻苦，他以过人的精力躬身勤政，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还号召国民勤俭节约并以身作则，绝对禁止宫廷的奢华排场。他本人平时只穿士兵服，毕生只有一件礼服。在腓特烈二世逝世20年后，拿破仑在耶拿大败普军，来到位于波茨坦的腓特烈二世的墓前。拿破仑用马鞭指着墓碑对手下的将领们说：“要是他还活着，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了”。

　　(五)统治阶级能够顺应潮流，及时推进各项改革

　　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并非像其他欧洲国家的封建贵族那样一味的因循守旧，顽固拒绝一切变革。他们善于审时度势的自上而下推进改革(当然也迫于形势)，并牢牢的掌控着改革的领导地位，从而既顺应了历史潮流，又免于使自己大权旁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走过场的改革不同，普鲁士历代君王大多能够把改革坚持下去，而不是将前人成果半途而废，这样就既保证了普鲁士大政方针的连贯性，又使整个国家始终保持着向上的势头。

　　以普鲁士的农奴制改革为例，拿破仑战争期间普鲁士接连惨败，几近亡国。战争的惨败和屈辱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人从封建的德意志与资本主义的法兰西的较量中，愈来愈看清农奴制社会的衰败。一批深受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对旧有的封建秩序进行改革。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普鲁士开始艰难的改革。1807年10月，主持国家事务的施泰因男爵颁布了解放农民的“十月敕令”，使得普鲁士终于在从封建农奴制向资产阶级社会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但第一轮改革并不彻底，这使得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对于容克继续霸占大量土地和人力十分不满，于是他们在欧洲1848革命中曾一度倒向共和反对帝制。为了互相勾结，协调利益以便巩固政权，容克地主阶级政府于1850年3月颁布了《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法》，从而最终完成了始于1807年的农奴制改革。改革的结果，资本家得到了发展大工业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资产阶级对君主制感到满意;通过收取农奴的高额赎金，大量被割让的份地和财富迅速积聚到容克手中，地主阶级也发了横财;而只有农民却纷纷破产，丧失了土地和牲畜，大批的沦为半无产者，进而变成了资本家工厂和容克庄园中的雇佣工人。普鲁士统治阶级的这一“经验”，为后来的1861年沙俄农奴制了绝佳的效仿“样板”。

　　(六)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

　　普鲁士的崛起，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从16世纪以来，由于分裂，德意志在欧洲人眼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德意志民族也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民族。正是这种长期受屈辱、受轻视的状况激发了德国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并使之内化为普鲁士崛起的力量源泉。

　　也由于这种精神，促使他们向外国学习先进的事物，大力兴办教育。这方面普鲁士王国的成就最被后人所称道――为贯彻民族主义教育，从1717年普鲁士就开始实施义务国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1763年腓特烈二世颁布《学校法规》，强制5-14岁的儿童必须上学，并任命老兵为校长，对学生进行准军事训练。这一切都为日后普鲁士组建纪律严明的高素质军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809年洪堡出任普鲁士最高教育长官后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更成为德国后来二百年的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石，而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学，则作为世界上第一所新制大学，影响了整个十九世纪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

　　在普鲁士，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据统计，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各主要国家中，德国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德国人无论在读、写、计算能力上，还是科学理论的实际运用方面都要领先于欧洲各国。

　　(七)善于利用外交手段，最大限度的为本国谋求利益

　　无论是早期的普王腓特烈二世，还是后来的首相俾斯麦，他们都被公认为是当时最机敏的外交家之一。虽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可谓是“背信弃义、贪狠奸诈”，但不可否认，如果没有他们高超的外交手腕，很难想像普鲁士能在列强环伺的欧洲得以生存和壮大。

　　团结盟友，孤立对手，是普鲁士最基本的外交策略。比如，1834年开始运行的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使整个德意志在政治上开始向它靠拢，既增强了普鲁士领导德国统一的能力和决心，又逐渐从政治经济上把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可谓是一箭双雕。关税同盟有点类似于1993年成立的欧盟，各(邦)国通过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来最终向统一的国家共同体迈进。普鲁士善于笼络德意志各邦国，作为关税同盟的成员，这些邦国从中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加上它们的发展程度都没有达到哪怕是接近普鲁士的水平，于是普鲁士成了这些邦国资产阶级向往的中心。这些资产者把普鲁士看作是自己在经济上的前卫和将来在政治上的靠山。这样，普鲁士就开始跃居德意志的领导地位。

　　(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外力推动。

　　1805-1807年的军事胜利使拿破仑占据和控制了德意志的大部分，普鲁士王国充当了了法国反英反俄的附庸。为维护和实现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拿破仑在对普鲁士实行军事占领，政治统治和外交操纵的同时，也按照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模式，在当地强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废除农奴制，解除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革除古老的典章制度，取消行会法规等等。

　　虽然由于战争的频繁，以及反法势力的极力阻挠，拿破仑在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改革最终没能坚持下去，但此举已经对德意志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由于拿破仑猛烈荡涤着封建割据势力，扶植正在生长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才使德意志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也使德意志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因此恩格斯曾说过：“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掘墓人”。

　　综上所述，正是经由这样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普鲁士才能在短短百年内迅速崛起并完成了近代德国的统一，所以普鲁士有时就成为了德国人精神和文化的代名词，而一部“普鲁士道路”的演进史，也在某种意义上不断给予着我们警示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