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熙北伐是北宋初年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失败，二十万大军分兵三路伐辽，结果却遭遇惨败，使得宋王朝自此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可能。那么这仗是怎么开始的呢?宋军又是因为什么而失败呢?

　　雍熙三年(986)，知雄州贺令图上表，说：“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其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北)雄州原为瓦桥关，是后周世宗北伐之时所收复的边城，位于宋辽边境之上。

　　贺令图身份为知雄州，是宋辽边境上的民政官，有这种上奏并不可疑。然而其内容却多少有些问题，契丹与汉族的文化并不相同，“国人疾之”的情况在燕云十六州等有汉人杂居的地区或许存在，但在北部却不尽如此。

　　▲宋代武士俑

　　“国人疾之”或许仅仅是宋太宗发动对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一个借口。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在收复北汉以后，随即出兵征辽，却因战争准备不充分、战术规划不正确而遭受失败。

　　▲鎏金银鞍桥饰、青铜马铃

　　太平兴国五年，辽国立即发动一次大规模军事报复，辽帝甚至御驾亲征，欲取道雄州、高阳关入宋境，但却在高阳关地区被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击破，无奈班师回朝。此时，宋太宗便欲乘胜追击，但翰林学士李昉却劝认为此时的战争准备并不充分：“其如大兵所聚，转饷是资，且河朔之区，连岁飞鞔，近经蹂践，尤极萧然，虽偶荐于丰穰，恐不堪其调发，属兹寒冽，益复罢劳。……伏望申戒羽卫，旋师京都，善养骁雄，精加训练，严敕边郡，广积军储，讲习武经，缮修工具，俟府藏之充溢，洎闾里之完富，期岁之间，用师未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

　　▲宋代手刀

　　宋太宗“深纳其说”随即班师回朝，但可想而知，在此期间他必然在筹谋北伐之事。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宋朝不仅在边境的莫州至雄州一线开凿运河、修缮城防，还建立一些军寨屯兵训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载：“关南之漕悉通济焉”)在此之后，辽朝对于宋朝边境诸镇进行了一定骚扰，如太平兴国六年五月，契丹以七千人入侵平寨军(处易州)，当月又以万人来袭，皆被守军击破;九月，知易州白继赟再言契丹来侵，“逆击之于平塞寨北，斩首二千级”。至次年五月，契丹三万骑分道袭宋境雁门、府州与高阳关，同样被守军击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23)。

　　然而，宋朝并没有在当时就采取军事报复，而是整顿吏治、积极备战。就在雍熙三年贺令图上表以后，宋太宗开始筹谋雍熙北伐。当时刑的部尚书宋琪对于辽朝的弹性防御体系有所了解，接连上书言事：“盖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师，投戈散地。况军行不离于辎重，敌来莫测其浅深，必冀回辕，西适山路。……王师破敌之计，每秋冬时，河朔军州缘边栅寨，但专守境，勿辄侵渔，令彼寻戈，其词无措。……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劳，其骑士并屯于天雄军、贝磁相州以来，若分与边城，缓急难于会合，近边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万卒，小者千人，坚壁固守，勿令出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

　　▲宋太宗画像

　　宋琪本是十六州居民，此番分析其实非常到位。辽军具有很强的野战倾向与野战能力，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机动能力。当作战区域位于河北广袤的平原之时，这种机动性将被发挥到极致。这也使得辽朝的防御体系，天然地倾向于利用骑兵机动性在境内灵活地打击对手，而这对于宋军的后勤保障有着非常巨大的威胁。

　　▲辽披甲骑兵

　　宋琪并不建议与辽军进行野外作战，因为他很清楚辽军的野战能力在河北平原将被发挥到极致，因此要“坚壁固守，勿令出战”，防止与辽军进行野战。但这对心系北伐的宋太宗而言却并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建议，他依然固执地拒绝任何阻碍他北伐的建议，仅仅是在针对辽军机动防御问题之上“颇采用之”。

　　▲武士浮雕，出自王处直墓

　　雍熙三年(986)三月，宋朝三路出兵北伐燕云，史称“雍熙北伐”。西路军以潘美自雁门出发，取山后的云、应等州;中路军由镇定方向出发，往飞狐方向行军;东路军自雄、霸州方向发兵，由曹彬等率大军缓行，吸引辽军主力。待辽军主力南下至幽州时，中、西路宋军直取山后诸州;其后，中、西两路合兵，攻向幽州，前后夹击辽军主力部队。

　　尽管宋太宗“忧敌断粮道”，而多次下令命曹彬缓行军，然而在三月之初辽军便已利用骑兵攻击宋军辎重部队。《辽史·耶律休哥传》载：“时北南院、奚部兵未至，休哥力寡，不敢出战。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余众;昼则以精锐张其势，使彼劳于防御，以疲其力。又设伏林莽，绝其粮道。”《辽史·圣宗纪二》亦载：“(三月八日)丙子，统军使耶律颇德败宋军于固安，休哥绝其粮饷，擒将吏，获马牛、器仗甚众。”

　　▲辽代铁蒺藜

　　曹彬主力军本是作为吸引辽军主力的诱饵，但入敌境太深而补给线过长，最终导致辎重部队遭到辽军袭击。曹彬一路“至涿州，留十余日，食尽，乃退师至雄州，以援供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然而辽军并没有给曹彬喘息的余地。至三月初六，萧太后连下三道懿旨，发动主力部队集结南下，至四月初四辽军主力集结完毕，而曹彬所部虽再次夺回涿州，却不得不撤兵返回，并在岐沟关遭到辽军强攻，退守高阳关。

　　即便宋太宗明白了辽军凭借机动性所布置的弹性防御体系对于宋军的威胁，但野战倾向在宋军将领之中却并未得到纠正。曾瑞龙先生在《经略幽燕》中分析道：“宋军受到五代相沿袭用的军事信念所影响，偏好野战，崇尚奇袭。当面对相对上强大，亦同样擅长野战的辽军，宋人未能透过新的思维去改变战略的取向，不但令战斗风险偏高，也增加了发生军事灾难的可能性。”

　　自曹彬败北以后，西路与中路宋军不得不放弃之前的种种战果撤回宋境，雍熙北伐就此失败。观察宋朝早期的战争情况，我们不难看出野战倾向与机会主义对于宋朝指挥官的种种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宋初的一系列军事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