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

　　谭嗣同和唐才常十分推崇永嘉之学。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将永嘉归之于墨学中的“任侠”派：“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

　　内容

　　1.永嘉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亦是永嘉学派最大的特点，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某些道学家的空谈义理。

　　2.认为“道不离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对董仲舒提出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表示异议，曰：“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

　　3.继承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杰出人物应是“实德”和“实政”的结合。

　　4.论述了“夷夏之辨”与“正恶之辨”的区别，突出金兵入侵的非正义性，强调抗击金人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5.强调以民为本，坚持改革政弊，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考求历代国家的成败兴亡、典章制度的兴废，希望以此寻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径。

　　6.反对传统“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

　　总之，永嘉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使儒家的学说不至于完全陷入纯讲求个人的心性修养，从而使它成为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侧面。

　　地位

　　永嘉学派在当时学术思想界具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清代学者全祖望有一恰当的评价，他说：“乾(道)、(淳)(熙)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熹)、陆(九渊)二派，而水心(叶适之号) 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足见永嘉学派在当时的历史地位。

　　复兴

　　永嘉学派主要活跃于南宋，最终在宋元之际断裂，对温州知识分子而言，复兴永嘉学主要的并不是向宋学传统的回归，而首先是振兴区域文化的一种努力。这一努力以永嘉学派思想为文化资源，并在晚清学术语境和政治背景之下进行了实践和理论创新。其最终的成果是：在汉宋两大营垒之间，独树一帜;于中西文化碰撞之际，兼容并蓄，从而存续了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

　　清初的《宋元学案》尽管给予永嘉学很多的肯定和赞誉，甚至对其失传流露出些许同情和遗憾，但是在编者(同时也是解释者)看来，永嘉学对当代的适用性是不值一提的，充其量仅能纠正朱学的某些流弊，这从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的许多论述中均可窥见。因此，从《宋元学案》编者的立场出发，清初士人对永嘉学的兴趣基本上是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意义上的。

　　清代中叶，温州文化日益陷入颓势。从道光年间开始永嘉学派开始复兴，以张振夔、孙希旦、孙锵鸣、孙衣言、宋恕、陈虬、陈黻宸等人为代表，温州知识分子开始从学术资源的枯竭来思考区域文化衰落不振的原因，这对温州地区而言可能意味着区域文化的重光。

　　道光之后的学界，产生了汉宋之学对立的分裂局面，最终损害国学的传承，而永嘉学传统资源却“综汉宋之长而通其区畛”。永嘉学派在近代迎来了复兴的契机。

　　如果说孙氏父子的主要贡献集中在地方史领域的话，后起的陈黻宸、宋恕则对通史有相当的研究。陈黻宸191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讲中国通史，其讲稿撰成《中国通史》一书，论次自春秋以来至于清代，提纲挈领，间发议论。陈黻宸结合清末学界的风气，针对性地呼吁重视社会史研究。他认为社会史研究是研究政治的基础，并对清末宋学派纵横捭阖的政论表示了鄙弃，既对埋头故纸堆的乾嘉朴学进行了批判，也对好发空论的宋学进行了批判。

　　永嘉学派的调和手段最主要的是通过“以史学补汉学之短”这一重要途径展开的。晚清有志于复兴永嘉学派的温籍知识分子，从经世致用的角度给予史学高度的重视。具体而言，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做学术史的梳理工作。同时，孙衣言在其子孙诒让的协助下点校整理了《永嘉丛书》，丛书收录了温州历代文献13种，刘安上、刘安节、许景衡、薛季宣、林季仲、陈傅良、叶适等人的别集，从时间上，自北宋末期程学南传开始，一直贯穿到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全盛期。入选书目本身就是一部永嘉学派发展的学术史，这一工作对永嘉学的复兴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宋恕的史学著作并不是很多，有《浙学史》、《永嘉先辈学案》、《朝鲜大事记》等。他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主张，是重视世界史研究。宋恕认为清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书，“题名皆陋，将以尊内，适使外人笑我学者为井蛙，是反辱国矣”。在转译日文成风的近代学术界，宋恕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确实是值得赞扬的。

　　总之，以经世致用的目的研究史学，是近代温州知识分子复兴永嘉学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一特色使永嘉学派在近代思想史的版图上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地位。

　　在清末学术裂变中，温籍知识分子还通过作新国学，躬行西学来处理国学和西学的关系。

　　在清理旧学时，除了批判空洞无物的理学糟粕(从广义的角度看，康梁之学其实也属于理学)外，温籍知识分子还它致力于发掘传统文化中开物成务、富国强兵的有益成分。同时，温籍知识分子否认传统文化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无能为力。

　　在呼吁作新国学的同时，温籍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吸收也是彻底的。他们不但从书本上吸收西学，还身体力行，率先在教育、实业等领域引入西方文明。如陈虬的利济医院开创了中国初等医科教育的先河。

　　朴学大师孙诒让，不仅为浙南初等师范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而且积极发展农工商业，以实业救国，曾多次被提名、担任一些近代企业的管理者。历史上，在驰骋商场的同时，在学术上又能达到“三百年绝等无双”(章太炎语)水平的，唯孙诒让一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孙诒让的出现本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史上的奇迹，而造就这一奇迹的文化资源之一，正是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

　　温籍知识分子大多数接受的是传统国学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感情很深，因此当欧风美雨来袭、烧经之说甚嚣尘上时，他们都感到了忧虑和痛心。宋恕首先否定理学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指出永嘉学派的“纯”与“实”，界定了永嘉学派的主题——“事功”。

　　从晚清温籍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辩证态度，可以看出很多永嘉学派的内在精神。永嘉学派对程朱理学的反思和怀疑，对事功的推崇和实践，更重要的是永嘉学派对“合内外之道”的不懈追求和可贵探索，使得温籍知识分子在文化路线上采取了既有别于国粹派、又有别于西化派的态度，他们对西学的躬亲实践更是超越了当时知识界的大多数流派。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嘉学派在近代实现了生命的延续。

　　总之，近代温籍知识分子从永嘉学派的文献中汲取了思想精华，在近代情境中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可以说，“贯穿古今，通经致用”是南宋永嘉学派的思想灵魂，叶适认为这是向儒家“道之本统”的回归;“融会中西”则是永嘉学近代存续的具体形式，而这三者又统一于温籍知识分子对“儒术”的近代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近代儒家知识分子对儒家“道之本统”的新见解、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