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时代确曾独树一帜，与儒墨相抗衡，卫道之庄周，宗儒之孟轲皆曾加排斥与攻击，大概正因为这种非议的影响，传后世学者望而止步;更加之秦皇焚书，汉武独尊儒家，因而秦汉时即销声匿迹。但这并不等于其学说及影响之亡绝，只不过沉隐民间而已，至东晋而又由张湛作注复行于世(指《列子·杨朱篇》)。张湛《列子序》中说《杨朱篇》为“仅有存者”之一，这不是编造之词。

　　关于杨朱学说，历来或以其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虽属于道家，但又为庄周所斥，不归入道家;大多以“杨朱”起于老、儒、墨之后，确实是独树一帜，“杨朱”乃自成一家。归纳杨朱言论，其思想中必实为“贵己”，或曰“为我”。后世多斥杨朱之说“自私”、“颓废”、“堕落”，其实杨朱之言，有其时代性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中期，“孔子提倡”以为天下;而诸侯纷争，相互侵略、损以利亡，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轻死，贵公贵仁之说，已成虚伪之谈。杨朱愤世而倡导“贵己”之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说：“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人人治内贵己，互不侵、损，人人自重自爱，不就各安其所，天下治理了吗?从“贵己”出发，杨朱造构了他的学说：

　　(一)、论生死、轻富贵：

　　有生便有死，人人皆如是。生有贤愚、贫贱之异，而死皆归为腐骨，芜舜与桀纣没有不同。　吕氏春秋审为篇载有子华子的一段故事：“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厘侯，昭厘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曰：

　　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将攫之乎，亡其不与?’昭厘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又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远，今之所争者其轻于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之戚不得也。’”子华子的持论取譬，完全是“天下不若身之贵”的老命题，反对愁身伤生，也是杨朱贵生重己的本义。这无疑是杨朱派的人物，但若细味贵生篇所载的他的一段“全生”的议论，我们即可发现其未严守家法而倾向于庄子。这段有名的议论是：

　　“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所谓迫生者，六欲善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义不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全生”之说，近庄子外、杂篇所讲的道理，且这一人物，亦见于庄子外、杂篇，其学派性是不很明确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詹何。吕氏春秋审为篇载有詹何的一段故事：“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又执一篇载：“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从其“重生”“为身”看来，他显然是杨朱派的人物;但庄子也载他的话，庄子后学并没有排斥他。

　　总之，杨朱一派的后学，可以自由来往出入于庄、杨之间，这就是他们的特色。

　　(二)贵己：

　　己身之最贵重者莫过生命，生难遇而死易及，这短促的一生，应当万分贵重，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贵，不要使他受到损害，去则不复再来。

　　为了明白贵生的道理，我们且举三段引文如下：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 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善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弗’字衍)。”(贵生)

　　“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生死存亡之本也。”(情欲)

　　“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慊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慊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于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则使人喑，必弗食。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本生)这样看来，圣人是懂得声色滋味的人，“古人得道者”就在于“声色滋味能久乐之”(情欲)。感官生活的情欲被肯定为人生的最高意义，如果“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就“与死无择”，丧失“生”的意义了。从这一原则出发，一切有目的的活动是否对己有利乃是评判行为的准则，在这种准则下面，个人主观的利害关系乃是客观价值上的唯一标尺：

　　“倕，至巧也，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足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重己)

　　因此，客观的事物对于人生是有意义的，但其全部意义仅在于对一己之生命有利，对个人的生命有利，这种利益决定人和事物关系的意义与价值。

　　物是感官情欲的来源，也是一己利益的来源，它仅是利己的手段，而不包含个人以上的社会的目的，如果拿“物”或“天下”来和人身相比，“论其轻重”，则生与身为重，而物与天下为轻：

　　“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本生)

　　“身者，所为也，天下者，所以为也;审(所为)所以为，而轻重得矣。”(审为)

　　因此，“轻物”并不是无条件的把感官情欲加以全部否定，而是有条件的加以适当的节制，“故圣人必先适欲”(重己)，在这里，杨朱派的学说不是如孟子说的邪说，也不是一般人说的纵欲主义。

　　(三)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

　　所谓全性，即顺应自然之性，生既有之便当全生，物既养生便当享用之，但不可逆命而羡寿，聚物而累形，只要有“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满足生命就够了，不要贪得无厌，不要为外物伤生。

　　所谓保真，就是保持自然所赋予我身之真性，自纵一时，勿失当年之乐;纵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纵心而游，不逆万物所好;勿矜一时之毁誉，不要死后之馀荣;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货，乃可以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利，保持和顺应自然之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节)欲。”(重己)

　　“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生)之斧。”(本生)

　　这二段话都把“欲”与“生”对立起来，并在绝对的意义上否定了“欲”。

　　“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无不受也，无不裹也，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惛，此之谓全德之人。”(本生)

　　“燀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中大鞔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重己)

　　“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耳不可瞻，目不可厌，口不可满，身尽府种，筋骨沉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曲失其宜，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情欲)

　　这里所述的“全德”的圣人，已经不是杨朱所讲的“圣人”，而完全似老、庄一派所讲的“真人”，“贵生”已变成“养生”、“长生”。

　　(四)据说是为我。

　　关于“杨朱”其人，上述资料有阳生、杨子、杨朱、杨子居、杨子取等称谓，据《古史辨》第四卷下编郑宾于《杨朱传略》考证，断定为“姓杨(或作阳)名朱，字子居(或作子取)”，并断定为秦人。关于杨朱的生卒年代，我以为必晚于墨翟，而前于孟轲，《古史辨》卷四下编门启明《杨朱篇和杨子之比较研究》断定“他生卒年代的约数，当是西纪元前450至前370(即周贞定王十五年至周烈王六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