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朱元璋借红巾军崛起，势力壮大以后，建都于建康(南京)，并没有北伐，而是西征于湖北、湖南、江西割据的陈友谅，东伐盘踞在苏南、浙北的张士诚。征伐多年，才继续北伐，驱赶元廷。朱元璋政权并未因不及时北伐而败亡，反而建立了强盛的明王朝。

　　朱元璋建都南京时面临的情况，与上述形势迥异。“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红巾军在黄河流域起事，北方陷入一片混乱，大小不等的汉族军事势力纷纷崛起，众多军阀在各地割据称雄。元朝地方政权，从省到县，丧失殆尽。元宗室在北京周围非常狭小的一个地区苟延残喘，号令不出都门，根本谈不上对全国有什么号召力。

　　朱元璋本人及投奔他的亲戚郭子兴，成为在江淮地区称雄的红巾军负责人。朱元璋建都南京以后，对形势作出了清醒的估计：对自己称霸的现实威胁不是元朝政府，而是同样崛起于草莽之中的汉族军阀，即在南京周边盘踞一方的陈友谅、张士诚。

　　南京处于四战之地，在上下游方向都受到军事威胁。倘不解决陈、张两大军事集团，别说北上伐元，连本身的存亡都成了问题，遑论扩张实力与辖土?因此，对于朱元璋，远在北京的元朝政权仅是癣疥之疾，陈、张方为心腹之患。

　　至于如何对付陈友谅和张士诚，孰轻孰重，在先后次序上，也需审慎考量。朱元璋认为陈友谅“性躁，好生事”，必须先对付;张士诚“器小易盈”，满足于割据现状，则不妨缓图。朱元璋得出结论：在对陈友谅用兵之际，张士诚多半会按兵不动，因而不会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

　　果如朱元璋所料，在他全力对付陈友谅之时，张士诚始终按兵不动。朱灭陈后兵锋东移，张士诚一朝倾覆。

　　次第削平群雄以后，朱元璋再派徐达率军北伐，对付元朝残余势力犹如摧枯拉朽，并未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最终，朱元璋定鼎天下。

　　而太平军自广西起事以后，占领武汉，挥师东下，尽管穿越了桂、粤、湘、鄂、赣、皖、苏七省，却是旋占旋弃，从未分兵置守。截至建都南京之日，太平军势力所及仅苏、皖、赣三省部分地区而已，而北方全部省份及南方多数省份都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整个国家的外交权也在清廷掌控之中。再说清廷面对捉襟见肘的财政窘况，仍恪守康熙“永不加赋”的遗言，并未从滥征田赋着手，而主要采纳雷以缄的建议，征收商人厘捐“助饷”，又扩大富人“捐官”力度，初步解决了非常时期的财政困难。所以，尽管在讨伐太平军期间激增，却没有在财政上对清廷于全国的有效控制造成巨大冲击。

　　事实上，曾系湘军的崛起，同太平军纵横苏、皖、赣三省几乎同时发生，而左系湘军、李系淮军的组成为时更晚。姑且不论英、法、美等国军人在中国组织的洋枪队，单凭民间崛起的曾、左两系湘军和李系淮军，仅就对汉族民众尤其知识分子的号召力及其军事实力发展的后劲而言，太平军就不是它们的对手。

　　太平军建都南京数年后，曾派李开芳、林凤祥率偏师北伐，兵锋直指天津城下。换言之，如果太平军攻下南京后继续全力北伐，不是没有可能攻占北京的。在太平军威胁北京的情况下，曾系湘军势必应诏北上“勤王”，远离根据地，在地利、人和均不占优势的北方同太平军较量必处劣势。何况在京畿重地周围用兵，难以避免清朝宗室的猜忌，牵掣因素众多，不可预测性颇大，曾国藩根本不可能坐大，遑论左、李了。如此，太平军胜负还在两说。

　　然而，太平天国领袖们建都南京以后，不此之图，沉迷酒色，加速腐败，又发生创痛巨深的内讧，归于覆没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