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秦王李世民率七总管十余万众从潼关东出，分路进军，并迅速对洛阳王世充集团形成合围。

　　由于王世充残暴不仁，洛阳小朝廷已是众叛亲离，土崩瓦解。共州县令唐纲和邓州豪杰相继向唐朝投降，王世充任命的显州总管田瓒率所属二十五州降唐，而尉州刺史时德叡则率所属杞、夏、陈、随等七州降唐。情急之下，王世充亲率万骑与李世民大战于邙山，结果却是大败，王世充只身逃回。至此，总攻洛阳的时机已经成熟。

　　不久，李世民指挥各路唐军向洛阳宫城发动进攻，而王世充也凭借洛阳坚固的城池作殊死抵抗。虽然唐军装备精良，但“四面攻之，昼夜不息”，依然“旬馀不克”，(《资治通鉴·唐纪四》)双方攻防进入空前激烈的白热化阶段。

　　在此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王世充一面继续抵抗，一面向割据河北的窦建德求援。窦建德权衡利弊，当即“许以赴援”。他随即亲率精兵十万，火速南下援救洛阳。王世充闻讯大喜，派弟弟徐州行台王世辩所部与窦建德汇合，合兵十余万，号称三十万屯军虎牢以东，与唐军对峙。

　　李世民看出了窦建德人数虽多，但客场作战，反应能力较差，于是抓住战机，率领精锐的玄甲军发动了对窦建德的“斩首行动”。五月一日，李世民亲率骑兵主力，攻入窦建德大营，左冲右突，夏军登时大乱。与此同时，李世民命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人直插敌后，亮出唐军旗帜。夏军将士望见唐旗，以为后路已被唐军截断，遂全线崩溃。窦建德此时正与众将商议军情，猝不及防之下进行了一番抵抗，便被李世民生擒。

　　就这样，稀里糊涂之间，赫赫河北义军首领窦建德连同相继投降的五万多夏军官兵，一起成了李世民的阶下之囚。

　　在洛阳城头，王世充望着被绑在城下的窦建德，相对而泣之间，知道解围希望已经完全。看到大势已去，又得到李世民“许臣不死”的允诺，只能开城投降。李世民率领唐军，终于进入了东都洛阳，也标志着河南河北的大片区域，正式划归唐王朝版图。

　　李世民像

　　究底：白手起家的乱世枭雄

　　王世充、窦建德被押解到长安后，唐高祖李渊历数王世充之罪，遂将王世充一家流放蜀地。但王世充在路上被仇家定州刺史独孤修所杀。而对窦建德，李渊就没那么客气了，直接下令斩于长安，至此结束了窦建德四十九岁的生命。

　　志得意满的李渊根本没有想到，对窦建德相对简单的处置，却间接开启了此后唐王朝近三百年的乱局。

　　分析窦建德的失败过程不难发现，唐军能够迅速实施“斩首”，除了因为李世民有于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胆略和气魄外，多少也有运气的成分。

　　在河南河北两大割据势力之中，王世充虽然占据洛阳政权的控制权，但他赖以起家的，乃是两万多江淮劲卒，属于南方势力客居中原，权力基础并不稳固。为了巩固统治，王世充在其势力范围，特别是在洛阳城中实施恐怖统治，广兴大狱，严令一人逃亡，全家受戮，连出征在外的将领家属都要被囚禁，防止将领投敌，结果却是民心丧尽、众叛亲离。这也成为王世充迅速败亡的一大原因。

　　相比之下，窦建德是土生土长的河北人，素重信义而声名在外，最后落草高鸡泊，颇有点后世宋江统领梁山好汉的意味，因此在河北群雄间威望颇高。在与隋王朝的一系列较量中，他还招贤纳士，收买人心，蚕食鲸吞，摔打出了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忠诚军队，成为统治河北的重要基础。史载“建德每平城破阵，所得资财，并散赏诸将，一无所取”，(《旧唐书·窦建德传》)窦建德不喜奢靡，每顿饭只吃蔬菜和粗米饭，所使用的婢妾也只有十几人。消灭宇文化及后得到的隋朝数千宫女，也全部遣散。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就连后来的胜利者唐高祖李渊，也早已沉迷在声色犬马之中。连嫔妃的家属，也能凭借李渊的宠爱与功臣集团发生龃龉。而李渊诸子，也和后宫嫔妃结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来的玄武门之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比之下，在隋末唐初的群雄中，窦建德的道德完人形象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于是，河北“郡县官人莫不争归附”，从称王到建政，窦建德也是按部就班、顺风顺水。

　　因此，对民心丧尽的王世充政权，尽可以诛杀其首脑。但如果同样直接杀掉窦建德，则可能在整个河北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利后果。

　　然而，唐高祖李渊显然被李世民一战而擒窦建德的战绩蒙蔽了双眼，低估了窦建德集团的潜在实力和反抗意愿，不仅将窦建德明正典刑，斩首示众，而且一纸命令便要将范愿、董康买、曹湛、高雅贤、王小胡等窦建德部将强征到长安，让这些将领惊惧不已。他们既痛感“吾属皆为夏王所厚，今不为之报仇，将无以见天下之士!”(《资治通鉴·唐纪五》)又唯恐进入长安后遭遇不测，遂决定重新起兵造反。

　　窦建德像

　　复叛：轻躁妄为的惨重代价

　　李渊很快为自己的轻躁妄为付出了惨重代价。当年七月，窦建德一干将领找到了先为王世充手下骁将，后投到窦建德麾下的汉东公刘黑闼，请他为主，正式举兵反叛。

　　李渊急忙从关中征发步骑三千赴援，又令驻洺州将领秦武通、定州总管李玄通及幽州总管罗艺率部联合讨伐刘黑闼。而刘黑闼的攻势更加凌厉，起兵不到一个月，就攻陷重镇历亭，俘杀唐屯卫将军王行敏。没过几天，唐兖州总管、原王世充部将徐圆朗叛乱响应，囚捕唐将盛彦师，被刘黑闼任命为大行台元帅。

　　至此，兗、郓、陈、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强和窦建德旧部皆举兵响应，局势愈加糜烂。刘黑闼“兵势大振”，随即攻略河北多地州郡，与叛唐自立的蔚州总管高开道及遥相呼应，河北北部的恒、定、幽、易等州也“咸被其患”。

　　仅用半年时间，刘黑闼就自称汉东王，“尽复建德旧境”。史书记载，刘黑闼“设法行政，悉师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资治通鉴·唐纪六》)一个比窦建德更难对付的河北政权出现在李唐王朝面前。

　　河北一败涂地，唐高祖李渊被迫命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率军征讨。武德五年正月八日，李世民率军抵达获嘉。刘黑闼闻讯，放弃相州，退保洺州。李世民和刘黑闼围绕洺州、洺水进行了六十多日的反复争夺，期间李世民麾下勇将罗士信还被刘黑闼所杀，损失惨重。最终，李世民命唐军掘开堤坝，洺水汹涌而来，才溺死刘黑闼所部数千人，趁势将其击败。刘黑闼仅带着范愿等二百余骑逃归，于是，“山东平，秦王还”。

　　然而没过多久，刘黑闼就借支持卷土重来，其故将曹湛、董康买等又举兵作乱，群起响应。而与前次不同的是，颉利可汗率精骑数十万一同南下，大举入侵并州、原州，对唐军侧翼造成威胁，“自介休至晋州，数百里间，填溢山谷。”刘黑闼趁机南下，连克瀛州、贝州、冀州等地，李渊只好一面向乞和，一面派淮阳王李道玄、原国公史万宝征讨刘黑闼，结果却是“王师败绩，道玄死于阵，万宝轻骑逃还”。(《旧唐书·刘黑闼传》)一时间“河北诸州尽叛，又降于黑闼”。

　　河北州郡再度易手，李渊连忙派齐王李元吉率军平乱，结果李元吉惧怕刘黑闼势大，“迟留不进”，李渊无奈，只得再派出太子李建成接替李元吉为唐军统帅。

　　李建成督军进讨，终于在馆陶大败刘黑闼，后又在永济渠取得胜利，最终，刘黑闼自己任命的饶州刺史诸葛德威反戈一击，将刘黑闼捆绑送给了李建成。刘黑闼和其弟刘十善一并被斩首于洺州，河北才告最终平定。

　　刘黑闼像

　　根源：历史重心的深刻位移

　　在唐王朝剪灭群雄、的过程中，虽然也发生过李密、辅公祏等人降而复叛的情况，但像河北这样，窦建德、刘黑闼两度割据，河北三次易手的非常事件却实属首次。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渊三个最富才干的儿子分别领兵征讨同一个对象，这在唐朝开国史中更属空前绝后。河北形势之复杂、实力之强劲、反抗之剧烈由此可见一斑。

　　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认为，这和隋唐易代时期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隋王朝统一天下后，文帝炀帝两朝为了弥合数百年分裂造成的地域鸿沟，非常重视对以河北河南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的经营。尤其是营建东都，并在洛阳周边兴建了洛口、兴洛等储量巨大的粮仓，为人口的增加，经济的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隋文帝还派遣重臣柳彧持节巡视“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二百馀人，州县肃然，莫不震惧”。(《隋书·柳彧传》)关中每遇粮荒，隋文帝还要亲率数十万吏民百姓到洛阳“就食”。

　　隋炀帝更是兴建了大运河，将南方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洛阳及周边地区，南北方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而两河在帝国版图中的地位也日渐上升。虽然从西魏、北周，再到隋唐的统治基础——关陇军事贵族的重心是在关中和长安，但在隋末乱局中，大量牵制和消灭隋军主力的，并不是割据帝国北部、西北部的刘武周、薛举、梁师都、李轨、李渊，而是崛起于东部的杨玄感、李密、窦建德、杜伏威、辅公祏。尤其是河北窦建德、河南李密瓦岗军、江淮杜伏威，成为最终推倒隋王朝统治基础的“三驾马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唐王朝虽然因为拥有了关中和长安，才得以东出潼关、统一天下，但这只是在东部各势力彼此内耗之后坐收渔利的结果。关中地区对东部割据力量，并不存在实力碾压的优势。各种迹象表明，从两河到江淮，整个东部地区已经成为隋唐帝国全新的战争舞台和历史重心。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河北还是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交往要冲。两晋以降，匈奴、鲜卑、、契丹、奚等民族便纷至沓来，河北地区民族和文化构成日益复杂。隋朝末年，中原王朝衰落，等外族便将河北地区作为重点渗透地区，实力迅速壮大。史载此时“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新唐书·传》)在的支持和影响下，河北民风日渐彪悍桀骜，这也是从窦建德到刘黑闼，唐王朝始终无法驯服河北的一大原因。

　　对河北窦建德集团处置不当及后来的政策错位，给唐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历史困局。

　　一个直接而最具危害性的结果，就是唐王朝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历史大势的演变趋势，而慑于河北彪悍的民风和复杂的局面，继续执着地实施关中本位政策。具体来说，就是执行东守、内重外轻的策略。

　　所谓内重外轻，就是将全国六百多个军府中近一半的兵力部署在关中，以拱卫首都安全，而在河北地区则实施消极的保守政策。唐朝建都长安，以长安和关中为核心，周边有西、回鹘、吐蕃、南诏等强大民族。为保卫首都安全，也为开疆拓土，西北自然成为帝国经略重点。太宗到高宗前期，除了唐军攻灭东，征服高丽，再难看到唐王朝对东北边疆的经略举动，帝国将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用于西北地区征服。

　　灭亡西、灭亡高昌、降服吐谷浑、遏制吐蕃扩张，一连串胜利奠定了唐朝皇帝从东北亚到中亚的“天可汗”地位。但在帝国真正的重心，以河北为代表的东北部地区，唐王朝却用力不多，防御较为薄弱。东灭亡后，降户大量内附。本着怀柔初衷，唐太宗“主彦博语，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属灵州，建顺、祐、化、长四州为都督府……乃以突利可汗为顺州都督，令率其下旧部”。(《新唐书·传》)

　　大量和其他少数民族部众被迁徙到了河北中部和北部。唐王朝本希望教化其民，让他们放弃游牧，过上农耕生活，但大量胡族民众的渗入，使河北地区胡化加剧、汉风渐去，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好勇斗狠，骁勇尚武的民风。由于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瓦解，唐朝中央政府能够掌握的武装力量日渐缩水，越来越难以应对河北地区复杂的民族形势，不得已更多依靠在河北地区设置节度使来负责对外防务。就这样，位于河北中北部的范阳、平卢崛起成为帝国东北部两大军事重镇，权力也越来越大。而从节度使到基层士兵，也多有胡人充任。

　　随着唐王朝中央权力的衰落，藩镇逐渐从帝国边疆的开拓者和保卫者，演变成了帝国安全的威胁者和破坏者。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举兵造反，率契丹、奚、同罗等族十五万大军南下，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经过八年苦战，唐王朝倾举国之力，终于平定叛乱，但从此国力耗尽，一蹶不振，帝国前期在东北、西北各民族博弈中取得的优势不复存在——吐蕃甚至一度攻入长安城内，册立傀儡皇帝，“天可汗”的颜面被异族踏得粉碎。

　　而关中和长安，在政治和军事上，已经从帝国的稳固后方变成了对抗西北异族的前线;在经济上，随着人口的增加，资源的匮乏，已经从自给自足变成了仰赖东南地区的运河补给，成为帝国的沉重负担。唐朝以后，关中的战略资源消耗殆尽，长安也再也没有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中原王朝的经济中心和统治重心，都随着大运河的开发逐渐向东南地区转移。其主要外部威胁，也从西部的、回鹘、吐蕃，转移到了东北的契丹、蒙古和女真。

　　而安史之乱平定后，策源地河北并没有重回唐王朝控制，反而被表面上归顺的安史叛将们瓜分，成为赋税不纳，自立为王的国中之国。藩镇之祸从此如溃疡般反复发作，直到唐朝灭亡。

　　河北藩镇示意图

　　余绪：手足相残的悲剧宿命

　　对窦建德、刘黑闼集团的反复战争还带来了一个附带结果，就是激化了李唐王朝内部矛盾，直接促成了玄武门之变的爆发。

　　在李唐王朝太原起家、定鼎关中、消灭群雄的过程中，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都各有功劳，但以秦王李世民功劳最大。李渊曾经对李世民许诺：“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资治通鉴·唐纪六》)后来李世民虽然固辞而止，但随着权力的扩大和功劳的累积，这个许诺无疑激起了李世民的夺位野心。

　　虎牢之战，李世民力克王世充、窦建德两大劲敌，风头一时无两，这也难免引起高祖李渊和太子李建成的猜忌。

　　眼见被弟弟李世民赶到的刘黑闼又卷土重来，此时还是太子洗马的魏徽劝说李建成：“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只是以年长位居东宫，并没有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人数也不满万，如果以大军临之，肯定能够消灭。殿下应该争取机会带兵出征，求取功名，同时结纳山东豪杰，才可以坐稳太子之位。”由是“太子乃请行于上”。(《资治通鉴·唐纪六》)李渊为了遏制李世民的功劳和权力，全然不顾李世民先前征讨刘黑闼的辛劳，把平定河北当做太子坐稳权力宝座的砝码，便同意李建成率兵征讨刘黑闼，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然而，各自立有大功的兄弟二人更加水火不容。从此，双方各树党羽，暗中使劲，四年之后，一场惊天之变在玄武门上演。李世民杀掉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成为皇位争夺的最后胜利者。玄武门之变还在唐王朝历史上首开恶例，事实上宣告藩王可以以武力争夺皇位。从此，宫廷政变如跗骨之蛆般在唐王朝反复上演，直到灭亡。

　　历史记载，直到唐朝灭亡后的五代时期，河北地区还有民众在祭奠窦建德。窦建德竟以这种方式与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动荡相始终，不能不让后人扼腕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