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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时期，官场上活跃着一群“临时工”。

　　客气一点，称他们为“幕僚”;刻薄一点，称他们为“师爷”。鲁迅先生就曾经被陈源、成仿吾等人骂为“绍兴师爷”。据周作人先生回忆，鲁迅甚至不肯承认自己是绍兴人，“人家问他籍贯，回答说是浙江。”

　　师爷在官场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清朝的官员，绝大多数出身科举考场，是读四书五经之类圣贤书的人，诗文俱佳，典故尤熟。可是，他们不太擅长于处理具体事务，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处理。这就是师爷。师爷没有编制，属于“临时工”身份，朝廷不承担他们的俸禄，只好由请他们的官员自己掏腰包养活。

　　当好一名师爷不容易。

　　作为官员的私人助理，师爷真得要会“十八般武艺”。他们除了熟悉四书五经(这是基本功)外，还得熟悉官场的运行规则和法律制度。清朝时期，行政官员往往还得负责司法事务，所以师爷必须将一部《大清律例》背得滚瓜烂熟。此外，师爷还得口才好，会应酬，懂得察言观色，擅长出谋划策。

　　一个优秀的师爷，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如曾国藩的师爷赵烈文，骆秉章的师爷左宗棠，放在三国时期，他们就相当于刘备身边的诸葛亮。

　　俗话说：“术业有专攻。”官员级别高的话，请的师爷很多，往往还对师爷进行了分工。掌管诉讼的，叫刑名师爷;掌管财政的，叫钱粮师爷。左宗棠以诸葛亮自居，可是他最擅长的也只是策划军机大事，面对一般政务，比如烦琐的法律和刑部的苛求，他只会大发牢骚。胡林翼听说后，一边写信鼓励他，免得他撂挑子;一边建议骆秉章另外聘请“精晓例案”的刑名师爷，来承担司法审判事务，让左宗棠专攻军情大事。

　　如果官员过于依赖师爷，那么，强势的师爷完全能够将官员架空。

　　在清朝道光年间，有一个陕甘总督叫乐斌，乐斌是个满族旗人，除了骑马射箭，就只会提笼架鸟。因为大字不识几个，“公事例案，阅之不甚了了”，干脆将奏折文案，一概委给师爷彭沛霖操刀。彭沛霖便利用的机会，到处招摇撞骗，在审案时公开索取贿赂，吃了原告吃被告。

　　陕西督粮道张集馨不无刻薄地说，乐斌如果离开了彭沛霖，“便如水母，寸步难行”，什么事情都干不了。

　　不过，师爷毕竟是“临时工”，他们在官场上的地位很低，是官场食品链的底端。

　　左宗棠做过两任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的师爷。张亮基、骆秉章很信任他，放手让他处理军政要务。左宗棠也不负信任，几乎完成了湖南巡抚的大部分工作。可是，他在许多人眼里，还是一名“临时工”，连一名仗着权势作威作福的总兵樊燮都打心里瞧不起他。

　　师爷的收入怎么样?

　　清朝乾隆时期，有一个很有名的绍兴师爷，叫汪辉祖。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书中提到：“寒士课徒者，数月之修，少止数金，多亦不过十数金……游幕之士，月修或至数十金。”意思是说，一名读书人开课收徒，几个月下来，薪水少则几两银子，多则十几两银子。如果是在师爷，每月薪水可以拿到数十两银子。

　　显而易见，做师爷比做老师强多了。难怪江南地区做师爷的读书人络绎不绝。

　　如果做商人的师爷，薪水会更高。

　　1754，24岁的汪辉祖还仅仅是一名秀才。他经过舅舅介绍，到扬州一家姓程的盐商家里当师爷，每年的薪水是160两银子。160两银子有多少呢?这样说吧，清朝一名正七品知县的年俸为45两银子。一个师爷的年薪，差不多相当于4个知县了。

　　汪辉祖最初很高兴，欣然答应了。可是，他反复考虑之后，没有去做这份高薪工作。原因是什么呢?他觉得自己的一个读书人，前途光明，没必要去伺候一个暴发户盐商。

　　后来，汪辉祖到常州知府幕下，当了一名师爷，年俸为24两银子，比给盐商当师爷少了许多。可是，汪辉祖却很高兴：“修(薪水)虽少，太守当礼宾我也。”这就是说，常州知府虽然给的薪水不多，可他对汪辉祖以礼相待，让汪辉祖工作起来很愉快，哪怕薪水少也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