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而儒学作为二千多年来我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也凝聚了大量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精华，对其充分挖掘利用，亦为当务之急。

    在儒家思想中，“义，宜也”(《二程集》)，“义者，事之宜也”(《四书集注·学而》)，指正义应当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利”则指利益，孔子、孟子都把利理解为“私利”。冯友兰先生说过：“儒家所谓义利之辨之利，是指个人私利……若所求的不是个人私利，而是社会的公利，则其行为不是求利，而是行义。”
    儒家有关义利关系的思想极为丰富，·其主旨为：

一、见利思义

    孔子主张“以义制利”，强调“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追求富贵必须符合道义，不符合道义的富贵是不能去追求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当义利发生矛盾时，则应舍“利”保“义”。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主张谋求个人利益应合乎道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干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

    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担心人们特别是统治者随心所欲地追求个人利益，处处以私利为中心，会造成“君忘其民而草芥之，民忘其君而寇仇之”的局面。一旦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背离了道义的原则，个人利益就会造成人们之间的冷漠与排他性，造成社会风气的衰败与道德堕落，使民族与社会的进步丧失最基本的原动力。

二、舍生取义

    当义利不能兼顾时，儒家主张舍“小我”而全大义，舍“私利”而取“公义”，必要时甚至能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孔子强调，“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即在危难之时，应捍卫国家、民族的公利，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不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更强调不能出卖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去苟且偷生。苟子认为，为了捍卫正义的事业，就不畏权贵，不顾个人安危，不为举国之财富与爵位的，即使面l临生死之威胁也应坚持正义，不屈不挠。

三、惠民利民

    孔子认为，统治者要充分行使管理权，必须给百姓温饱，“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如果百姓穷困，统治者就会丧失管理权，“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日》)。他强调“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汉书·郦食其传》)，有食才能养民，有民才能养王，“君子为国，必有三年之积”(《春秋繁露·王道》)。

　  子产有惠于民，孔子赞其为“惠人也”(《论语·宪问》)；子产去世，孔子悲伤地称其为“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还盛赞使齐国国富民强的管子：“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日》)，尽量使老百姓获利。为此，必须以农为本，“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把粮食生产放在重要地位，“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日》)。对于孔子的富民思想，《论语注疏》阐发为“民居王士，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兽，渚者利其鱼盐，中原利其五谷。人民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而易利，则是惠爱利民在
政”，通过因地制宜，发展地区经济，使百姓富足。

    孟子认为要行仁政必须减轻人民负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年饱，凶年免于死亡”，若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那就危险了。孟子还认为人们能生存是接受道德教育的前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同上)孟子深知没有利也不会有义，“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苟子反对无限制地侵掠人民：“今生也有时，敛也无时，暴也。”(《荀子·宥坐》)

四、义以生利

    “义以生利”之说首见于《国语·晋语一》：“义以生利，利以丰民。”《易·乾传·文言》中有“利者，义之和也”的话，是说人们如果都按照义的要求行事，相互之间关系协调，社会稳定，则每个人都能得到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应的一份利益。孔子也说过“义以生利”(《左传·成公二年》)的话。类似的观点还有“义者，利之足也”，“废义则利不立”(《国语．晋语二》)；“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北宋程颐说得更明白：“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上》)南宋朱熹则将义利说成是一件事的头和尾：

　　“义利，只是个头尾。君子之于事，见得是合如此处，处得其宜，则自无不利矣。但只是理会个义，却不曾理会下面一截利。”(《朱子四书语类》卷一四
《君子喻于义章》)。近代思想家严复也认为：“两利为真利”、“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天演论》论十六《群治》案语)梁启超则进一步指出：“善能利
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进焉。”(《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五、义然后取

　    儒家认为合理的物质利益是可求的。在孔子看来，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是人的客观需要之一，有一定的正当性，“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礼记·礼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甚至坦言“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孟子反对弃义趋利，但他只是反对唯利是图尤其是统治者的贪得无厌。他之所以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是针对梁惠王及当时的诸侯只知夺民自肥、不知着眼于利民这一长远大利而言的，并非只讲义不讲利。对于国家和天下百姓之利，他是予以提倡的，要求统治者照顾到社会各阶层甚至邻国商旅的利益：“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孟子·公孙丑上》)并且还认为，市场上各类商品的品种质量不同，物的价格也自然应有高下：“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万千。子(指陈相)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贾，人岂为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滕文公上》)这与孔子“不患贫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的思想是不同的。程颐说“君子未尝不欲利”(《河南程民遗书》卷十九)、“圣人于利
不能完全不较论”(《程氏外书》卷七)，“灭人欲”不是完全排斥个人利益。

    以上之儒家义利观，可谓内容丰富，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在批判继承中为我所用，科学回答现实中存在的有关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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