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遗产既是中国地域文化遗产的一个大宗，也是综合性全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地继承这一份遗产，使之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是齐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考察齐文化源流可以分为三大段：周初以前的齐地文化是东夷文化的一个特殊地域形态，其进化发展虽与内地文化同步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主导因素大致皆出于当地土著夷人文化；两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严格意义上的齐文化逐渐化入广义的中原文化，一方面具备了华夏民族文化的一般性特征，同时又完整地保存着自己的特质，以其流动性极强的创造活力和高度发达的形态，成长为大一统之前中国地域文化的表率——星汉灿烂的齐学，因之和根底深厚的鲁学一起，成为后世中国文化精神的两大源头；秦汉以降，齐文化演化为大中原文化覆盖下的山东半岛地区文化，虽与时俱进，日趋同一，而仍长期保持着自己的独特风格。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借鉴齐文化，在总体上有几点值得特加重视。 
　　第一是它的变革传统。齐文化是尚变道的，不像鲁文化那样拘守成规。这点在周以前的考古文化中就有反映，至太公封齐，则因任风俗，尊贤尚功，变中求进，形成不拘于传统的意识。可惜西周时的这方面资料难以详考。桓、管以后，齐国的变革一波接一波，在盛衰不常中求发展，直到灭亡也还基本上是个领衔的大国。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向后看、图现成都没有出路。我们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得不断变下去，难也得变。让历史为现实服务，好好反思一下齐文化，会得到不少启悟。 
　　第二是它的开放传统。齐文化的变革并不是仅靠内部挖潜，因为它古时相对地处偏远，底子薄，框框少，故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强，变化亦快。例如胶莱平原一带的龙山文化水平颇高，可能就是受时代的内地文化影响而造成的，与后来甚不突出的岳石文化反差颇大。这方面西周以前的情况还不太明了，至于战国时代的稷下之学，则已成为各地学术文化自由输入的大本营，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没有对外来先进文化的认同和借鉴，变革求强就是一句空话。这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大致已形成共识，无须多言。 
　　第三是它的自主传统。我们说齐文化主变、开放，但它的自主性始终不变。晏子讲以礼治国，倡节俭力行，应该相信他的主张不是虚玄套，不过晏子相齐的骨子里头，还是把辅之以弹性外交的立功强国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依然摈斥孔子一类的大儒，不用繁琐的儒学移风易俗。然齐文化最终还是接受“周礼”，自孟子之后儒学大面积侵入齐学是其证。只是儒学东传之后便齐化了，同时齐学本身仍保持着固有的重法传统，以致荀子的学术儒法并重甚至百家兼包，弄得后人不好给他划流派——其实他就是兼收并蓄的齐学的总代表。稷下学术的主导势力一度是道法家（黄老之学），兵学、阴阳学皆一枝独秀，还有其他诸多流派，几乎都是齐化的。“变”不等于失去自己，在今日世界潮流中展望中国文化的发展，回头看看齐文化的历史踪迹是饶有兴味的。 
　　齐文化的鲜明特点太多了，斑斓难描。总之，它是变道的、开放的、创造性的、功利主义的，既有简易、舒缓、阔达的飞动灵性，又有很强的自信、自主、自强意识。当然，对齐文化的历史流弊也应给以揭发批判。譬如桓、管的“霸道”在理论上并非无可议之处，古齐地的社会生活有时也相当无秩序，功利和开放的负面效应不容避讳，至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污滥行为也须放到文化进变的轨迹中给以针砭和加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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