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邹鲁文化与齐文化是齐鲁文化中异同互见的两大文化系统，二者均以周文化为主导，继承吸收殷及东夷文化而各成一体，此谓质同；二者因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针及地理环境、民风民俗的差异而形成各自的文化特色。邹鲁地区因殷及东夷文化的丰硕遗存、更因独受周文化之厚赐，从而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产生了震古灼今的儒家学说和诸如孔、孟等历史文化巨人，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邹鲁文化  齐文化  殷文化  东夷文化

    邹鲁是儒学的发源地，以鲁产孔子、邹产孟子而著称于世。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普照着同样的时代阳光，何以儒学的灿烂之花偏偏盛开在邹鲁地区？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一、邹鲁文化与齐文化的联系和区别

    儒学产生于今山东地区，而在先秦，今山东地区以齐鲁两国为最大最强盛，文化亦最发达。因此，人们习惯上多以“齐鲁文化”指称先秦山东地区的文化。并且进一步认为，儒学就是从齐鲁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从大的方面讲，这当然不错。早在汉代，历史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了儒学独盛于齐鲁之间的事实。司马迁多次指出：“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史记·儒林列传》）战国中后期，齐国稷下学宫成为诸子百家大争鸣的中心舞台，一批儒家人物如孟子、田过、孔穿、徐劫、鲁仲连、公孙固、荀子等先后游学稷下，遂使儒学在齐国逐渐得以兴盛。从战国末年开始，便出现了许多专治儒学典籍的经学家，他们说经受到齐文化传统的影响，而与鲁地儒生有所区别，从而产生了可与“鲁学”并称的、颇具特色的“齐学”。到汉代，齐学与鲁学成为经学的两大重镇。因此，司马迁有充分的理由称道齐鲁之间儒学之盛。

    可是，更早一些的情况就不同了。孔子曾经入齐传道，而遭到晏婴的批评，甚至“齐大夫欲害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卒后，其弟子散游诸侯，有居卫、居陈、居楚、居西河的，而鲜见居齐的。只有子贡一人不知何故晚年至齐而死于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可见，齐国最初并不欢迎儒家学派。

    比较而言，邹鲁地区不但是儒学的发源地，而且从春秋战国之际以迄于汉，一直是儒学兴盛的地区。《庄子·天下》篇的作者称，古之道术“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司马迁也曾对齐地与邹鲁的风气作过比较，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史记·货殖列传》）。邹鲁“俗好儒，备于礼”是很有名的。值得一提的是，全部儒家中人，宋明以降被政府确认为“圣人”的只有五人，即圣孔子、复圣颜渊、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而这五位圣人全出自邹鲁地区。可见，邹鲁地区在培养儒学方面是非同寻常的。

    邹鲁，在自然地理上，指今山东省南部偏西地区。在西周时期，这里是“大东”的中心区域，主要有鲁、邾（包括小邾。邾，战国时改为“邹”）、滕几个诸侯国。其中邾鲁毗邻，两国“击拆之声相闻”。但由于鲁国在一切主要的方面都优越于该地区的其它小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所以下面只以鲁国为例说明问题。

    显然，儒学在齐、鲁两地的不同情形，是由两地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差异造成的。

    然而，必须首先指出：齐文化与鲁文化有异有同，同的方面是主要的，异的方面是次要的，二者是大同小异的关系。就同的方面来说，齐文化与鲁文化有着共同的来源，这就是周文化、殷文化和东夷文化。其中，周文化无疑占有主导地位。齐鲁两国建国之初，都大力推行周的礼乐制度，以至于社会建筑方面基本上保证了齐鲁两国的一致性，从而也保证了文化面貌的基本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齐文化和鲁文化都属于周文化。孔子曾对齐鲁两国文化作过比较，认为两者都接近于“道”而又都还没有至于“道”，他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如果把孔子所说的道理解为文化、武、周公之“道”的话，那么，很显然，在孔子看来，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与“道”的距离上，是一步、两步的差别，而不是背离“道”的根本差别。应该说，孔子的这个看法是合乎实际的。

    由于齐文化和鲁文化是在几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大来源之外，还有齐鲁两国人民的独立的文化创造，这几种因素在齐鲁两国的组合、融会方式不同，所以就形成了齐文化和鲁文化两者之间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齐国注重“尊贤而尚功”，鲁国注重“尊尊而亲亲”。“尊贤而尚功”就是任人唯贤，崇尚功业，重用有实绩的人。而“尊尊而亲亲”，则是讲究血缘宗法关系上的亲疏贵贱，优先任用亲者、贵者。齐鲁两国用人路线方面的这一差异，早在两国建国之初即已确定：“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尊贤而上功。’……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汉书·地理志》）。显然，齐国在用人方面“尊贤而尚功”，有利于发现人才，能够将社会上的优秀人才吸收到政权机构中来，提高效率，减少失误，扩大统治基础。鲁国的“尊尊而亲亲”，不容许宗法关系上的疏远者加于亲近者之上，更不容许异姓之人参入政权机构，久而久之就把姬姓贵族搞成了个封闭性的小圈子，不利于政权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在这方面，齐鲁两国的差异非常明显。管仲和曹刿是同时代人，而且都是从社会下层脱颖而出的贤能之士。管仲原是齐桓公的，经鲍叔雅推荐，齐桓公能够以事业为重，不记一箭之仇，重用管仲为相。曹刿在国难当头之际，毛遂自荐，帮助鲁庄公出谋画策，夺取齐鲁长勺之战的重大胜利；建功立业在先，显示出他忠君爱国的德与才，可是，曹刿在鲁国却始终未得到重用。这和管仲形成鲜明对照。

    （二）齐国人多进取而少保守，鲁国人则多保守而少进取。齐国从一开始就因地制宜，制定了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经济发展的方针，此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走农工商并举的发展经济的路子。到春秋中期，管仲大胆提出“政不旅旧”（《国语·齐语》）的主张，主持进行了一场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改革，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齐桓公正是凭着强大的国力而称霸中原的。鲁国于建国伊始，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对鲁地“变其俗，革其礼”（《史记·鲁周公世家》），在尽行铲除当地旧风俗、旧礼制的基础上，推行新的礼乐制度。而此后鲁国人拘泥周礼，不思变通，终春秋之世不见一次象样的社会改革，以至于国势日渐削弱。

    （三）齐有周礼而“礼乎法”，鲁有周礼而“礼乎礼”。齐鲁两国俱奉周礼而遵行之，相比较而言，两国在周礼的应用上又各有侧重。一般来说，齐国重视周礼中具有法治精神的那一部分，而鲁国重视周礼中具有德治精神的那一部分。

    齐鲁一向有讲法的传统。西周时期，齐国即有一部成文法典《吕刑》，载在现存《尚书》的“周书”部分。有学者称：“《吕刑》讲刑，故齐为最先产生中国法家之地区”。杨向奎《论〈吕刑〉》，《管子学刊》1990年第2期。管仲受传统的影响，一面强调礼、义、廉、耻，一面重视法的作用。他在进行改革之初，就要求“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之。”（《国语·齐语》）管仲以后，齐国的讲法的传统沿袭不改，到礼崩乐坏的时代，便脱离周礼独立发展而发扬光大，终于在战国之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田齐法家学派，与三晋法家学派相映争辉。
    鲁国则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俱归之于礼，“制度在礼，文为在礼”（《礼记·仲尼燕居》）。一切由礼为之“制中”，此即孔子所说的“礼乎礼”（同上）。相对说来，鲁国一直缺乏法治的传统和精神。

    （四）齐国人以“富”讲道德，鲁国人以“劳”讲道德。齐之管仲认为，道德必须建立在物质生活富裕的基础之上，所以他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这是一句名言。司马迁在引述这句话时曾加以评论，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人富而仁仪附焉。”（《史记·货殖列传》）无疑，这是一种有影响的观点。可是，鲁国人却对这一观点不以为然。阳虎曾说过“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的话。而贵族夫人敬姜认为，道德生于勤劳而废于淫逸，为使人保持勤劳，知稼穑之艰难，必须舍沃土而就瘠土（参见《国语·鲁语下》），这也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以上两种观点孰是孰非，非片言可决，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却一望可知。

    （五）齐有重“武”的传统，鲁有崇“文”的传统。在周代，居泰山之阳的鲁国，有着从周公到孔子再到孟子的崇“文”的传统，而居泰山之阴的齐国，则有着人太公到孙武再到孙膑的重“武”的传统。鲁国崇“文”的传统培养出大思想家孔子，孔子是“文”之圣；齐国重“武”的传统培养出大军事家孙武，孙武是“武”之圣。孔子和孙武大致是同时代人，两人一文一武，一齐一鲁，不但是齐、鲁文化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不消说，崇“文”和重“武”两种传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齐鲁两国文化的差异。

    以上所述五点，只是显而易见的荦荦大者。仅就上述五点差异言之，齐鲁两国文化似不宜合二为一，构成一种可以一体视之、彼此不分的“齐鲁文化”，而应该区分开来，齐文化自齐文化，鲁文化自鲁文化。鲁文化也可以称作邹鲁文化，而邹鲁文化正是儒学产生的基本文化背景。

    二、邹鲁地区的殷文化和东夷文化

    邹鲁位于“大东”的中心区域。“大东”地区的统治者是西来的周人，而土著居民则是殷人和东夷人。《诗·小雅·大东》篇描述这一带“西人”和“东人”的差别及其对立的情景云：“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尽管殷人和东夷人备受压迫与剥削，但他们仍然顽固地保留住了他们自己的习俗和文化，并对后来孔子创立儒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鲁国的情况最为明显。鲁国自始即有“商奄之民”和“殷民六族”，他们的社祭之所称作“亳社”。而鲁国的统治者是周人，其社祭之所称作“周社”。鲁国人喜欢用“间于两社”来比喻执政大臣（《左传·闵公二年》记成季将“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可见亳社和周社的地位几乎同等重要。春秋末年，阳虎时，曾经“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左传·定公六年》）若“国人”大多不是殷遗民，阳虎是不会盟之于亳社的。正因为鲁国“国人”大多是殷遗民，所以鲁国立国之初，周公就为其确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的治国方针。殷文化有着五六百年的发展史和光辉灿烂的成就，居于鲁的殷遗民当然不会放弃他们的文化传统。据报道，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鲁国故城两周墓葬，可以明显地分为甲乙两组，其中甲组墓是当地土著“商奄之民”的墓，“从西周初年至少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这个事实说明当地民族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期地存在着，并经历了自己发展变化的过程。”《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15页。

    鲁国殷遗民的确有着自己的丧葬礼俗。孔子是殷遗民中的一员，而且他对本民族还有着文化上的认同感。据记载，孔子临终前说：“殷人殡于两楹之间……。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礼记·檀弓上》）这说明“殡于两楹之间”是殷人的丧礼。孔子弟子子张也是殷遗民，他死后，“褚幕丹质，蚁结于四隅，”（同上）就是用殷礼治丧的。而且，子张的父亲死后，主持丧事的公明仪“问启颡于孔子，孔子曰：‘拜而后启颡，颓乎其顺；启颡而后拜，颀乎其至也。三年之丧，吾从其至也。’”（《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可见，子张父子是行三年之丧的。这是见于文献记载的孔子时代殷遗民行三年之丧的重要证据。子张还曾向孔子请教“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的问题，而孔子的回答是：“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论语·宪问》）“高宗”指殷王武丁。子张少孔子48岁。很可能年轻的子张察觉到了殷遗民行三年之丧的礼俗与古书上记载的“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有某种联系，所以他才去向孔子请教，而孔子也正是从三年之丧的角度回答的。孔子和子张二人少者问、老者答，说明这两位“殷士”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习俗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心理上的认同感。同时，说明三年之丧不是孔子的发明，而是孔子对本民族一种礼俗的倡导和推广。可见，殷文化对孔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邹鲁地区还居住着很多东夷人，他们和殷遗民一样，也继续保持了他们自己的习俗和文化。如果说鲁国“国人”多为殷遗民，那末，邾国包括小邾和滥——亦即通常所说的三邾的土著居民则多为东夷人。参见王献唐《春秋邾分三国考·三邾疆邑图考》，齐鲁书社1982年版。东夷人秉性温柔，敦厚和平，讲究礼让，崇尚仁德。许慎《说文解字》在《大部》中解释了“夷，东方之人”之后，又在《羊部》中指出：“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这里提到的“夷俗仁”，是一条很重要的消息，说明孔子大力倡导的仁，滥觞之源或在于此。《后汉书·东夷列传》也指出：“《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生。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柢是树木的主根。《韩非子·解老》篇说：“树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长生久视之道也’。”由此看来，所谓“夷者，柢也”，是比喻东夷人有好生的仁德，喜爱“万物柢地而生”。仁德对人来说既是“所以建生”的柢，很自然，有仁德，即可长寿。所以有“夷俗仁，仁者寿”之说。“仁者寿”，语出《论语·雍也》篇，董仲舒曾经解释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春秋繁露·循王之道》）联系《淮南子·地形训》说“东方有君子之国”、《山海经·海外东经》说“君子国……其民好让不争”来看，东夷地区当有敦厚和平、好让不争的民风。这种民风在“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已不可得，但仍为人们所向往，称之为君子之风。甚至于孔子还曾有过“欲居九夷”的想法，当有人向他指出东夷鄙陋时，他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即：那是君子居住的地方，有什么鄙陋的呢？孔子对东夷人及其文化是相当尊重的。他曾乘郯国国君来鲁国访问的机会，“见于郯子而学之”；事后十分佩服地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可见，孔子时代，东夷人还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

    正因为东夷人有仁德，而又为孔子所尊重，所以有学者断定：东夷人的社会道德观念，“便是中国历史传统上所说的‘仁道’。……孔子本是接受东方传统的仁道思想的，又进一步发展为儒家的中心理论。”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19页。的确，“夷俗仁”应该是孔子、儒家关于仁的思想的最早渊源。

    三、邹鲁地区的文化中心地位

    邹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是融会了周文化、殷文化和东夷文化而后形成的文化，博大精深，后来居上。到春秋时期，鲁国便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

    鲁国早在立国之初就有着比其它诸侯更加优越的地位，这是促使鲁国后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鲁国在各诸侯国的位次排列顺序上居于首位。周代各诸侯国的位次排列顺序称作“班”或“周班”，由于这是周天子“为班爵、贵贱以列之”（《国语·周语上》），体现了亲疏、贵贱、上下的差别，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受到重视和维护。《左传》中多次记载各诸侯国会盟期间的位次之争，就是证明。《国语·鲁语上》明确记载“鲁之班长”，说明鲁国的地位非同寻常，不是其它诸侯国所能比拟的。

    其次，鲁国待遇优厚，享有特权。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鲁国受封时得到了“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管司、彝器”。其它“文之昭”、“武之穆”的封国亦“有分”，但都没有像鲁国这样优厚。至于鲁国的特权，也不是其它诸侯国所敢向往的。鲁国的特权有两项，一是郊祭文王，一是祭礼周公得用天子礼乐，用《礼记·祭统》篇的话来说，这是“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国也”。

    再次，鲁国地理优越，又处于战略要地。许多学者指出：“周初姬姓诸侯向东方地区分封，在于确保其向东方发展的交通线，扩展其统治势力，并占夺主要的农业地区。”杨宽《论西周初期的分封制》，《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版，上册，第265页。在农业仍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的时代，一国人口的多寡、土地的肥瘠，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鲁都曲阜从少昊时代起就经常作为古帝王的活动中心，鲁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宜于农业、畜牧、蚕桑的发展。而相邻的齐国则是“地沩卤，人民寡。”（《史记·货殖列传》）又，“鲁南的河流南流入淮，是控制北方到江淮，以及通向江汉地区通道的要冲，在军事上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而齐国则是“偏处一方，所在并非通衢形胜之地”刘敦愿《西周时期齐鲁两国的地位及其互相转化》，载《东夷古国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辑，第72-74页。

    鲁国的优越地位显然有利于其文化的发展。早在西周时期，鲁国就已经是“大东”地区的文化中心。进入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在东迁之前曾遭到戎人的烧杀抢掠，大量文物典籍被毁；东迁之后则日益衰微，王官失守，学在四夷，则鲁国进一步成为当时全中国的文化中心。春秋时人对鲁国的文化中心地位是有深刻印象的。晋国韩起出使鲁国，在考察了鲁国文物典籍方面的情况后，慨然而叹：“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吴国季札遍游鲁、齐、郑、卫、晋数国，独在鲁国看到了当时唯一保存比较完备的周乐，当他依次观看了十几种乐、舞后，更是一步三叹：“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保存最丰富的文物典籍，是鲁国成为当时礼乐文化中心的重要条件之一。春秋时期，各国贵族纷纷前来鲁国问礼访乐，就是因为鲁国有着最丰富的记载礼乐的文物典籍。鲁国人对这些文物典籍格外珍惜，备加爱护。公元前492年，鲁国公宫发生火灾。南宫敬叔赶到，首先下令抢出“御书”；子服景伯赶到，立即下令抢出“礼书”；季桓子随后赶到，马上下令藏好“象魏”，并强调“旧章不可亡也。”（《左传·哀公三年》）可见典籍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重视礼乐的讲习、传授与研究，是鲁国成为当时礼乐文化中心的另一重要条件。鲁国是著名的礼乐之邦。在鲁国，至少从士阶层以上，几乎都要求懂礼、知礼、好礼，言语行动合乎礼。孔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要求他的弟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臧文仲教授季文子的“事君之礼”，季文子牢记在心。孟僖子一度对礼有所荒疏，深以为病，“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左传·昭公七年》）临终前更嘱咐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学礼。孔子创办私学，广收弟子，目的之一就是传授和研究礼乐。这从《论语》一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正因为鲁国人有好学的传统，学礼学乐蔚然成风，所以他们一听到周大夫原伯鲁“可以无学，无学不害”的说法，表情十分惊诧，说：“夫学，殖也。不学将落，原氏其亡乎！”（《左传·昭公十八年》）大概在鲁国人看来，学习犹如种植草木，经常学习，刻苦学习，才能进于礼乐，精通礼乐，成为“文之以礼乐”的博雅君子。否则，就将如草木一样，枝叶枯萎坠落，沦为死亡。孔子说：“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换言之，人一旦不学，不以礼约束自己，就难免“有畔”，犯上作乱，招致身败名裂。鲁国人把礼乐学习看得如此重要，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

    鲁国人热爱礼乐，尊重礼乐文化传统，可能是他们认同和肯定自己祖先的功业的特殊形式。鲁国人相信礼乐是他们的“先君周公”的制作，季文子就说过“先君周公制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的话。鲁国人对他们的“先人”、“先君”、“”，怀着深深的眷恋和莫大的尊敬，念念不忘，言必称“之训”，事必尊“之业”，表达了一种对于祖先嘉言懿行的特殊感情。

    对传统的过于留恋，往往形成一种沉重的心理包袱，妨碍人们继续探索、创新、变革，这就不能不影响社会进步、发展的速度。所以，鲁国尽管在历史的起点上得“周”独厚，占有优势，但在后来历史发展中，却一步一步地陷入了一种颇令鲁国人困惑、难堪的境地：一面是国势日渐衰弱，一面是文化照常繁荣。这一反差只在一定限度内存在。等到综合国力降到再也不足以支持文化繁荣发展的时候，文化的衰落乃不可避免。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史记·儒林列传》），奔走他乡，鲁国即已显露出文化衰落的征兆。尔后衰落的趋势万牛莫挽。到战国时期齐国建立稷下学宫，鲁国的思想文化中心地位便终于为齐国所取代。这时鲁国卑如小侯，齐国却兴旺发达，昂扬直上。稷下先生淳于髡显然注意到了鲁国思想文化未能为其经济、政治的发展提供有力指导的事实，他在与孟子辩论时指出：“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孟子·告子下》）淳于髡年说的“贤者”，是指“为其事高而无其功”的儒家学者。“鲁之削也滋甚”的问题相当复杂，这里只拟指出两点：（1）战国时代是进取的时代，是“争于气力”的时代，而儒学的确长于“修己”，短于“安人”、“安百姓”，所以当时就有人指出：“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战国策·燕一·苏代谓燕昭王》）（2）鲁人辛宽解释说：“吾先君周公封于鲁，无山林溪谷之险，诸侯四面以达，是故地日削，子孙弥杀。”（《吕氏春秋·长利》）这虽然有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味道，但看看战国“七雄”皆从边远险固之地崛起，似乎辛宽的解释又有些道理。

    鲁国的思想文化虽然在富国、裕民方面几无重要的建树可言，但它却通过尊重和维护传统而保持了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及持久的繁荣发达，并最终培育出了儒、墨两大“显学”。特别是儒学，经由历史长河几百年的淘洗，而日益显示出其真正的价值，到汉代便被主流社会所认可，开始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施予强有力的影响。无疑，鲁国的思想文化在这后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可谓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

    孔子是关心文化甚于关心其他的大思想家。他几次宣布“吾从周”，可是，他明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王室卑微，学术下移，鲁国成为新的礼乐文化中心，所以他又曾喟然而叹：“呜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命鲁何适矣！”（《礼记·礼运》）的确，在孔子心目中，只有鲁国最接近“周道”，而且也只有鲁国保存的周代礼乐最丰富最纯正。因此，在当时情况下，孔子别无选择，他只能把“从周”归结为“从鲁”，——“吾舍鲁何适矣”，这就是孔子虽然不太情愿却也无可奈何的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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