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发展，藏族的文化在各方面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繁荣局面。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继承藏族写史的传统，这时期的藏族学者著述历史蔚然成风。先后写出了许多历史名著如《布顿佛教史》（公元１３２２年成书）、《蔡巴红史》（公元１３４６年始写，１３６３年成书）、《王统记》（大约公元１３２８年成书）、《青史》（公元１４７８年成书）等，其中不乏著述的影响，着重史实的记录和人物的叙述；第二时期又接受神话和佛经文学的影响，掺入神话和虚幻色彩；到这  一时期，经过长期的消化融合，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模式：总免不了从印度古王、佛教兴起、内地古王和历史以及历史等谈起，然后才讲藏族的历史。这一时期，各教派中，凡是被认为有成就的上层，几乎都有弟子门徒为之写传或编纂全集。这部分全集和传记数量很大，内容广泛，是一份极可珍贵的文化和文学遗产 还有待于认真阅读和研究，有不少是应该陆续补入文学史中的。在以前大量佛经翻译的基础上，《甘珠尔》、《丹珠尔》两大藏文佛学丛书也相继编成。《甘珠尔》由蔡巴贡噶多吉编辑。《丹珠尔》由布敦·仁钦珠（１２９０—１３６４年）编辑。

　　十三世纪蔡巴噶举僧人蔡巴·噶德贡布曾先后七次到内地学习，把刻版印刷技术传入藏族地区。同时，藏族的造纸技术也得到发展提高，很多书籍得以刻版印刷，这对藏族文化的保存积累和传播极为有利，也是促使文化繁荣的重要条件。

　　这一时期在文学方面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从民间学来看，首先因为民歌、舞蹈、传说故事等各种文艺形式的发达，以及本话小说和传记体文学的兴盛，再加古代宗教舞蹈仪式的长期濡染，所以促成了藏戏这一综合艺术形式的诞生，它标志着藏族文化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藏戏的内容虽然混杂了不同程度的宗教及封建糟粕，但大多数作品的主线还是进步的。如《文成公主》表现了汉藏团结和劳动人民的智慧；《囊萨霁波》揭发并抨击了统治阶级的暴虐和残忍；《诺桑王子》反映了坚贞不渝的爱情和敢于斗争的精神，等等，都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放射着绚丽的光彩。加之这些作品的语言都比较通俗，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

　　诗歌方面，有宗喀巴的《诗文散集》，道歌有达罗那他（１５７５——１６３３年）的《歌集》，格言诗如《甘丹格言》等等，都是当时较有影响的诗作。

　　传记的著作也大量涌现，凡是各派稍有地位的“高僧大德”几乎皆有传记。克主·格勒贝桑（１３８５—１４３８年）所著《宗喀巴传》（《信徒津梁》）；桑吉坚赞所著《马尔巴传》、《米拉日巴传》；居麦德钦所著《汤东结布传》（成书于１６０９年）；《朱巴滚来自传》；以及历代和班禅的传记。这些传记，不但是研究藏族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具有相当价值的文学作品。

　　在作家文学的风格方面，自从十三世纪从印度译入了《诗镜》后，在藏族社会上，经过一个阶段的讲授与推行，对藏族上层文人僧徒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诗镜》的译入，方面丰富了文学、修辞学的理论知识，一方面对作家的写作技巧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在诗歌创作方面，出现了一批按照《诗镜》的理论指导写作的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与“道歌体”和“格言体”诗歌分庭抗礼而三足鼎立，形成文学领域中的一个新流派。但是，由于其本身所存在的偏重形式的缺点以及藏族上层文人的局限，使得部分作家把原本就是脱离群众的宫廷诗体，进一步推向讲求华丽词藻，堆砌形容词，晦涩难懂的道路。

　　这个时期的藏族文学，无论从文学形式或思想内容来看，都比以前更为丰富多彩。一般地说民间文学更富有生活气息和斗争精神，作家文学则由于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虽不如民间文学生动、明快，但也有其积极进步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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