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在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庙堂文化的笼盖下，道教文化的潜流（有时成为主流）源远流长，消长起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鲁迅先生曾执着地认为中国的思想文化实在就是道家文化在起着先念性的作用。
   道家文化的强大是不争的事实。这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它是本土文化，比之于佛教、天主教、教等外来文化有强大得多的根基。当国人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生活的历史条件下，本土文化绝对会形成强大的势力。其次，道家文化比之同样是本土文化的儒家文化、墨家文化及其余种种杂家文化来则是它严密的宗教组织关系，以其一呼百应的“集体”形式，将道家的思想文化推进发展；而在非“显学”的历史阶段，它则变为浸淫百姓生活的潜流。
   对于在中国有着如此深远影响的道家文化，理应高度重视，并应予认真研究、重新认识。本文拟就道教文化的渊源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道教与彭州

    道教创始于东汉顺帝汉安初年（公元142年），创教人张道陵。张道陵原名张陵，东汉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永平时任江州令，后弃官隐居。相传在江西龙虎山等地习炼丹之术，后经洛河入蜀，初居彭州阳平山，后至鹤鸣山修道，作道书24篇，并以符水咒法治病，从之者众。凡入道会者，须出五斗米，时称五斗米道。此为道教定型文化之始。后因张道陵被奉为“天师”，又称“天师道”。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老子为“太上老君”。
   道教发展神速，短时间内即具规模，为了便于统领基层徒众，张天师将教区分为24治，此为道教最早的分区，后又有增补，配为28治。在24治教区中，现今的彭州境内有3治，其余分布在川西、川北及其它地区。
   彭州境内的教区分别为首治阳平治、第4治漓沅治和第5治葛璝山治（此名疑为晋之后所改，详后）。在这3治中，地位最重要、声名最显赫的当然是首治阳平治。所谓“道治”，即中央教区。它从古至今皆由张道陵及其子孙统领，亲任“都功”（首领、主教），其法印“阳平治都功印”为张氏家传。道家在阳平治修有庙宇，称作“阳平化”，后来改称阳平观。阳平治中央教区的地位，及其在道教中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道教在彭州的另一个教区是第4治漓沅治。漓沅治在今彭州市白鹿乡塘坝村境内。《唐书·地理志》云：“九陇县有漓沅山，在县北六十里”。李膺《益州记》云：“范蠡学道于丽元山升仙”，传说山上有栗松、神草，吃了便能升天，范蠡就是在此山成仙的。故李调元作《漓沅治》诗云：“漓沅治里鸿都观，响石关头白石沟，高尚原来于此隐，虚传范蠡五湖舟”……这些都是有关漓沅治道家文化的人文荟萃。
   第5治葛璝山治是道教在彭州境内的又一个教区。葛璝山今名葛仙山，居彭州市葛仙山镇境。关于葛仙山的传说有很多，大意是说此山从前名叫上清山，俗名白石山或道场山，晋人葛永璝、杨升贤、蒲高远先后来此炼丹修道，后均羽化成仙。葛永璝名气最大，后人立祠名“葛璝山”。现存葛仙山残碑记云：“葛永璝、杨升贤、蒲高远俱于此羽化登也。惟葛翁得刺史韦公皋未忘。”关于葛永璝与韦皋神交的美谈，另有故事传说，此略。
   除此而外，葛璝山还有五斗山、莲花山的美称，盖有其东、西、南、北、中五斗峰，远眺似莲花而得名。据《唐书·文苑传》载：“（王）勃常登葛仙山旷望，慨然思诸葛武侯之功，赋诗寄情”，“见此山众峰罗列，状若莲花，因赋《莲花赋》，朱书于葛仙观殿堂。”
   如今每年三月初三朝仙山已成为当地习俗，届时方圆数百里的民众皆蜂涌而至。据我测算，近几年来三月初三的朝山者，每年皆达十万人之多。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道教文化在彭州的深厚影响。

    二、道教与古蜀文化

    众所周知，道教渊源于古代巫术。所谓巫术，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已经匪夷所思。其实它就是远古时代的文化。
   人类从猿进化而来，历时数百万年之久，生存走向是从高山逐渐向低地迁徒发展。中华民族的祖先从西北高原沿黄河流域而下，发展了中原文化；同时一部分循岷江（长江之源）流域进入四川盆地，发展了古蜀文化。古蜀文化同中原文化一样有悠久的历史。被史料称作“蜀山氏”的时代即中原文化的轩辕时代，且有通婚的记载。其后可考的有蚕丛时代、柏濩时代、鱼凫时代，杜宇望帝的蒲卑时代，鳖灵丛帝的开明时代。从蜀山氏人皇到开明第12代为秦所灭，古蜀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李白的《蜀道难》形容古蜀国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数字似乎有些夸张。古蜀国的历史虽然不能肯定为四万八千岁，但有三、四千年之久是没有问题的。在此数千年中，蜀祖先民们经历了从采集渔猎为生渐进为农耕为生的历史阶段，生存问题决定了他们必经一个从高山向低地迁移发展的过程。其大致走向应为：西北（青藏）高原→松潘→汶川→彭州→灌县→新都→郫县→成都。每一个箭头代表一次大规模的迁徙。彭州在上列地域中尤其具有继绝存亡、举足轻重的意义。据史考证，蚕丛时代的蜀民先祖生活在今茂汶一代，狩猎并栽桑养蚕，但由于战乱和饥饿，他们离开故居，另寻生路。迁徙的队伍从西北纷纷进入四川腹地，但只有冒着生命危险，翻越过九顶山脊，到达彭州地域的那一支成了“王蜀中”的王者，其余蜀部皆为附庸。这是因为彭州半山半卑（低地）的生态环境和肥沃的土地最好地满足了从渔猎畜牧转型到农耕时代的需求。史料明确记载：“鱼凫田于湔山”。“田”是狩猎（即畋），不是种田。“湔”是彭州的古称，因湔江而得名。鱼凫时代仍以狩猎捕鱼为主（其时成都是沼泽地，彭州南部沼泽、湖泊居多），居住高地，约在大宝山一带。其后，杜宇“教民务农”，人口向地势低平的南部发展。史书上说他“移治郫邑，或治瞿上”。“郫”即卑，指平原低地（沼泽）上发展起来的地盘，即今新都、郫县（史籍称新都广都）；“瞿”即高，指山区鱼凫时代继承的地盘。这就是说从渔猎向农耕文化发展的漫长时代，彭州一直都是古蜀国的王者之地。即后，农耕的发展要求兴修水利，减除水害，善治水的鳖灵氏得到蜀民的拥戴成为头领。史料说他从荆地远道而来，投奔望帝，因善治水，有功，成为蜀王，号开明。开明王朝经12代，地盘再度向南拓展，由彭州移至新都、广都（郫县），最后徙治成都。从这一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彭州在古蜀文化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跋涉千里来到蜀中，选择阳平地区作为他缔创道教的中央教区，有两个重要因素是必须考虑的：一是地理环境优越，适宜于道家炼丹、采药、做道场等法事活动。二是要有群众基础。而群众基础的强大与否则取决于民风民俗的浓厚。以阳平为代表的彭州中南部地区正好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
   东汉时期，阳平地区民风民俗的浓厚积淀要直接追述到古蜀国时期湔江文化的繁荣。这种繁荣的景象，目前我们还只能从已发掘出来而时代稍晚的“三星堆”（地处湔江流域下游）文化中窥出一斑。“三星堆”文化是祭祀文化，人们的原始动机是祭祖祈福，祭神避害。祭祀活动是动态的，有一整套的程序和各种仪式，其中充斥着巫术。这些仪式和巫术中的一部分在历史中成为文化积淀，从文献记载中一一可考，有的便失传了。肯定地说，这些东西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已经格格不入，但在当时却标帜着文化的繁荣。
   张道陵入蜀之后实现了缔创道教的宏伟蓝图，但道教是在有浓厚巫术遗风的古蜀文化上培植出来的。它的不足之处亦很明显，即是思想的博大精深让位于巫术的小把戏。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文化史上近两千年来儒道颉顽的进程中，道家文化历尽消长起伏而终不能占上风的原因。它为我们弘扬道家文化的取舍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三、阳平治的道教文化及其发展运用

    阳平治作为道教24个教区的首治即中央教区，在道教历史上的地位首屈一指，无人能争。甚至有西方人把它喻为“东方的耶路撒冷（犹太教的中央教区，同时被犹太教、基督教、教奉为圣地）。鉴于这样的地位，“阳平治”在道教中的影响与号召力是其它任何教区不能匹比和替代的。这个名称蕴含着巨大的无形资产。今日恭逢阳平治道观举行道教文化研讨会，特作如下具体建议：

   1．弘扬道教文化，与成都青羊宫、大邑鹤鸣山、都江堰青城山等教界同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一个大的道教文化圈
   鹤鸣山是张天师后期修道的地方。《三国志·魏·张鲁传》载：“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另据载，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九月九日，张天师在鹤鸣山被毒蛇咬伤而逝，终年123岁，民间传说他得道成仙。
   青城山，也是道教圣地。六十一代天师张仁晸在《天师谱》中说：“张陵死后葬于青城山。”   
   成都青羊宫，地处大都会，人文荟萃，是著名的道教胜地，无论在道家文化还是旅游文化中都享有盛名。
   以上三地与阳平治近在咫尺，非常便于携手连袂，共同打造一个大的道教文化圈。
   目前，界已普遍注意到鹤鸣山、青城山作为道教发源地、发祥地的地位。希望阳平治的同仁积极行动，在弘扬道教文化的艰难创业中，响亮地打出自己中央教区的底牌，把道教文化的根留住。
   
   2．加强道教思想文化研究   
   道教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奉老子为圭臬。老子的学说博大精深，思辩抽象，难于通晓。司马迁在《史记》130卷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这一评价非常中肯。“其辞难知”，连司马迁都说难懂，试问天下得老子真传的有几人？看来道家思想文化的研究还任重而道远。否则思想的茫然会加剧巫术的虚妄。作为中央教区的阳平治道观责无旁贷地应在道教思想文化的研究上领先四方，垂范天下。
   
   3．结合进行古蜀文化的研究利用和改造   
   古蜀文化有相当一部分已融入道家文化，并与时俱进地发展到了今天。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停滞于古代，远离今天的现实生活。对于这些已经丧失生命力的文化还应予保护和研究。这是因为他们能给我们传达远古时代的信息，并为我们展示强烈的绚丽多彩的民族特色。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古蜀文化是人类文化的资本，也是道家文化的资源。我们在研究曾经从古蜀文化中吸纳了丰富养料的道教文化的同时，也应关注古蜀文化的存在与发展，认真给予研究，适当地改造并利用它，这同样是一项造福于人类的文化工程。
   
   4．大力弘扬道教文化中有益人们身心健康的实用性内容   
   司马迁说，道家文化“其实易行”。这是因为它多关乎百姓的日常生活。道家文化中积淀了很多关于饮食男女、药石养生等方面的内容，这是道教文化的一大特色与优势。我认为如果能把它与现代高科技的手段结合起来，推陈出新，就能创造出深受百姓喜爱的先进而独特的产品来。这既弘扬了道家文化又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何乐而不为呢？
   
   5．与旅游文化联姻   
   宗教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人们的视线。泰国号称黄袍佛国，每年到泰国观光的游客达数百万之多。青岛崂山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区，同时也是道家文化的名胜。在这里，“崂山道士”与山海风光相得益彰。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能促进道教文化的繁荣，而且还能从经济收益上支持道教文化的发展。建议阳平治道观联络青羊宫、三星堆及银厂沟等单位，共同打造一条富于新意、独具特色的旅游新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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