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即根据对形势和敌对双方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诸因素的分析判断，预测战争的发生与发展，制定战略方针、战略原则和战略计划，筹划战争准备，指导战争实施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三国时期，社会，各方英雄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从袁绍、刘焉（刘璋）、刘表、曹操、公孙瓒、吕布、袁术、孙策等的群雄割据到曹魏、刘汉、孙吴的三国鼎立再到西晋，不难发现，最终能成为一方霸主的，无不是有正确的战略，曹魏的“根深蒂固以制天下”中原战略、刘汉的“隆中对”和孙吴的“塌上策”，都是鼎立三方的灵魂。
　战略既然是由对形势和敌对双方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诸因素的分析判断而产生，因此战略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必须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曹魏的中原战略。曹魏的战略，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长远目标，一会打吕布，一会打张绣，一会打刘备，一会打袁术，但基本都是削弱而不是消灭；而相对而言，其他的都有具体的地理目标，如“隆中对”的“跨有荆益”、“塌上策”的“全据长江”、“四州论”就更不用说了，名字本身就说明了其战略目标是翼、幽、青、并四州；没有具体地理目标，正是其灵活所在，不难发觉，曹操的战略思想是：以充州为基地，用手中的汉皇帝对近期敌人进行分化瓦解，然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攻击之；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改变自己的战略，所以曹操在打算消灭张绣时突然退兵，主要原因是袁术称帝，公开和许昌政府作对。正因为曹操战略思想灵活，才能够在被群敌包围中长期进行战争去削弱对手，同时又使自己壮大。“塌上策”一样根据形势做出调整，其目标是“全据长江”，但后来强敌曹操压境，只好忍痛吐出到手的江陵，“借”江陵给刘备以对抗曹操。“隆中对”虽然作出了局部调整，但没有调整到其基本指导灵魂，因此汉可以说在诸葛亮掌权后，就开始走上了不归之路；早期刘表未死，孙权忙于对付山越，“隆中对”的两大核心思想为“跨有荆益”和“联吴”，然后实现其终极目标兵出两路伐魏以恢复中原；后发觉“跨有荆益”和“联吴”几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荆州终于为孙权所夺，只好把原来的目标调整为“发展南方”和“联吴”，但并没有对终极目标“恢复中原”进行调整；面对强敌，以卵击石，“联吴”也仅仅不过是保证吴不会在汉（即平常我们称为蜀汉的刘备集团，下同）北伐时偷袭，连联合作战都保证不了，“隆中对”的终极目标恢复中原实际上已经把汉送上黄泉之路。
　从董卓乱京师到西晋灭吴统一，近百年来涌现了很多优秀的战略家；确切地分类，可以勉强划分为谋略家和军事战略家，前者指立足于整个势力的利益，提出势力的根本发展方向的谋士；后者指立足于打胜某场大战役而提出的近期方针目标。算得上谋略家的，只有四个，分别是曹魏的荀彧、刘汉的诸葛亮、孙吴的鲁肃和袁绍的谋士沮授。四人中，当数荀彧最为优秀，也最为成功，他的两大战略思想：根深蒂固以制天下和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仅奠定了曹魏基础，也奠定了西晋统一的基础；诸葛亮算成败各半，早年提出著名的“隆中对”，晚年却带着汉帝国走上死亡之路；鲁肃和沮授英年早逝，但其战略却让孙权和袁绍成就一方霸主。称得上军事谋略家的，同样为数不多，只有曹操、司马懿、吕蒙、陆逊，还有贾诩、法正勉强算得上。曹魏帝国得以如此强大，固然是有正确的战略指导，另一方面却是曹操这个卓越的军事战略家所起的人谋作用；司马懿对付诸葛亮，其实就用了一招，也就是足以致诸葛亮于死地的“拖”字诀，因为司马懿背后的曹魏有强大经济支援，经得起打持久战，而诸葛亮不行，这一拖不但拖死了诸葛亮，拖跨了汉，还拖出了西晋；吕蒙、陆逊是可以凭一战名留青史的人物，奇袭江陵和夷陵之战足以留其一席之地；邓艾一招险棋，正好捅正汉帝国心脏，但平心而论其冒险成分远远大于谋略成分，因此邓艾不能算军事谋略家，最多可以参加战术家评选。

　外交是为战略服务的，为的是得到有利的战略环境。三国时期，诸侯打打和和，打完又和好，可坐下来，凳子还没热，又开始打仗；这个使者后脚刚走，那个使者前脚迈进，透过这繁复的现象，不难发觉其实这些使者们来来往往，并非图热闹，图的是自己的战略利益，确切地说是要一个有利的战略环境。
　董卓乱政时，关东诸侯基本都是处于同盟状态，共同对付董卓，除了陶谦这个政治投机分子故意绕开盟军讨好董卓。其后的袁绍、曹操、刘表集团与袁术、公孙瓒、陶谦、孙坚集团互相大火并，起因仅仅是袁术不满袁绍这个非正出的兄长既取得翼州又收揽天下名士，联合公孙瓒、陶谦打算攻击之；袁绍也作出反应，与曹操、刘表同盟对付袁术集团。这两大集团之间的争斗以及捣乱者吕布的强行插手中原，便是公元196前关东形势发展的主导因素；这段时期的外交，基本都是同盟之间要求援助或者共同作战。如袁术攻击曹操，不但邀请陶谴出兵青州，连公孙瓒也派部将刘备率军南下攻击曹操；而作为另一方，袁绍也同样派朱灵领军协助曹操作战，又命刘表出兵牵制袁术，这次大会战，袁绍集团取得了辉煌胜利，集团内的袁绍、曹操、刘表势力都大大增加。正当曹操反击陶谦，把陶谦围困时；陈宫张邈突然叛乱邀请吕布为充州牧，中原形势马上开始大混乱：北，袁绍与公孙瓒各有胜负；南，虎狼之将孙坚战死沙场，袁术军与刘表交锋处于劣势；中，曹操忙于收拾吕布，陶谦病死，由公孙瓒部将刘备任徐州牧。此时大家可谓各自为政，无暇顾及同盟者的要求，同盟名存实亡。
　公元196年，袁绍拒绝西迎汉帝，而曹操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正式成为东汉政府的代言人，其外交有了汉帝作为招牌，马上挺直了腰板。给自己的意见加上“汉献帝诏书”的名义来为自己谋求一个合适的战略环境，这就是所谓的“要天子以令诸侯”。从此曹操外交上一直处于主动地位，不但用汉帝来拉拢可争取势力，如不但保证关西势力不会主动侵犯，还让其出兵出梁协助防御袁绍从并州方面攻击；还有分化敌人，如破坏吕布、袁术同盟，迫使原袁术的盟友吕布、孙策共同出兵攻击伪帝袁术；还用他来激化其他势力之间的争斗，如赤壁之战后任命周瑜为江夏太守以激化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的争斗。但献帝毕竟不过是手段，外交后面真正较量的还是双方各自的实力，因此很多时候，其他诸侯都是采取“对己有利则采纳，不利则不加理睬”的态度，甚至自封某官位。如曹操迎献帝后自封大将军却任命袁绍为车骑将军，袁绍大怒，曹操不得不让大将军给袁绍；赤壁之战后孙权上书表刘备荆州牧；公元２１９年刘备自封汉中王等。为了抗衡曹操，其他利益相关的诸侯则形成同盟关系，如赤壁之战前形成的孙权、刘备同盟；曹操讨伐关中时，关西诸将形成的关西联军等。这些同盟的目的就是共同对抗曹操，同盟者之间同样有矛盾，同盟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同盟得到的利益大于矛盾所涉及的利益；因此在曹魏势力对其放松进逼的时候，这松懈的同盟必定破裂，如孙权、刘备集团之间在曹操威胁不大时争夺荆州以至兵刃相交。
　三国鼎立后，汉帝国推行联吴政策来保证北伐时后方安全；魏则采取曹操晚年定下的“发展内部、静待敌变”的策略，鲜后大规模主动进攻；吴则选择了淮南作为战略方向；基本形成了汉、吴两国夹击魏国的态势，但汉、吴两国极少共同出兵，这是整个三国从形成到结束过程最沉闷的外交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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