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故里在巴。古楚西之国庸为大，庸之西接于巴，巴接于蜀，巴则为伏羲故里。《华阳国志》言：“阆中有渝水”。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在《古族甄微》中言：“渝水巴山悉在阆中，巴歌渝舞之所自出，此巴古国也。于后巴子或治江州(重庆)，或治垫江(合川)，或治平都，或治阆中。……以阆中上流之渝，名江州之渝，亦也阆中之巴名江州之巴。”阆中曾为古代巴国中心。《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有巴国，太生咸乌，咸乌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吕氏春秋·立春纪》云：“其帝太”；高诱注“太，伏羲氏。”所以阆中巴人，为伏羲之后代。《补史记·三皇本纪》云：“太庖羲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疱羲；”《山海经》云：“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而《补史记·三皇本纪》称，伏羲为“蛇身人首，有圣德。”古代龙、蛇不分，巴字象蛇，巴人以蛇为图腾，故巴人皆为龙族。《路史》注：“所都国有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阆中俞水之地...

川西平原发达的经济，促进了蜀国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商代的蜀都，面积达到2.6km2，人口约8万。蜀都以高墙围绕，城内的宗教圣区、宫殿区、生活区、作坊区，井然有序。成都也是商代发展起来的一座早期城市，拥有宫殿区、作坊区、生活区和礼仪中心。但成都在当时还只是受蜀王都制约的次级城市。春秋战国时代，成都的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形成若干市场，还出现了青羊肆等以类划分的市肆。开明王朝建都成都后，成都的商业更趋繁荣，人口达到20多万，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都市。商代的蜀都和春秋战国时代的成都，还发挥着国际贸易的功能。商代以海贝为媒介同南亚、东南亚进行贸易，西周以后则以黄金宝石和丝绸为对外贸易的大宗。这些使成都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西南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川东巴国的城市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兼具政治军事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多种功能，其发展步伐比川西平原蜀国城市缓慢。更多历史文化探寻：历史上的今天

巴、蜀两国早在西周时期便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巴地的稻作农业便是由蜀文化区传播而至的。两国之间在战国时代存在和战关系，文化上则交流密切，出现合流的趋势。巴与楚曾在春秋时代结成政治军事同盟，扫荡江汉平原小国。春秋末同盟破裂，两国反目相攻，巴遂退入川东和重庆地区。但巴、楚王族之间的婚媾关系则一直存在。蜀与秦在春秋初叶即发生了商业关系。战国前期，两国为争夺汉中南郑，展开了长达65年的战争，以蜀固守南郑而告终。蜀与滇早在商代便发生了铜锡铅交易。西周时，蜀的势力范围伸入云南。春秋战国时，蜀文化对滇文化发生了较大影响，滇文化的青铜农具亦对蜀文化有所影响。

明末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危机十分严重。四川爆发多起民变和兵变，阶级冲突向着白热化发展。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张献忠于1633年首次率师入川，1644年初由湖广第五次入川，号称有众60万，以“澄清川岳”为旗帜，溯江而上，节节胜利。6月克重庆，8月克成都，明蜀王朱至澍投井自杀，结束了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1644-11-16日，张献忠在成都即帝位，国号大西，建元大顺，自称西王。大西农民政权建立了中央机构和地方各级政权组织，并开科取士，补充官员。大西政权没收明地方政府的库金和王朝宗藩的财产，向富民大贾征收赋税，发放金银赈济贫民。又铸货币“大顺通宝”以供流通。1644年清军入关后，于1646年攻入四川，张献忠率军迎击，不胜，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太阳河畔遭清军突袭，中箭牺牲，时年仅41岁。大西农民政权归于失败。更多历史文化探寻：历史上的今天

巴是一支古老的民族，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巴人与周人同为姬姓，上古时活动居息在汉水上游一带。殷商时期，巴人曾与殷王朝发生激烈战争，后被殷王武丁制服，成为殷商西部的边畿国家。殷代末年，巴人军队随同周武王伐纣，英勇善战，还在阵上前歌后舞，致使纣王军队纷纷倒戈，对于覆灭殷王朝起了重要作用。西周初年，巴由周王室册封为诸侯，镇抚南国，成为周王朝在汉水上游的一个大国。春秋时代，巴国企图越汉水而东，与楚国发生激烈争夺，终为楚国所败，于春秋末叶辗转南下，进入四川东部和重庆地区，重建巴子国。蜀国君主据传是帝颛顼的后代支庶。古蜀族由三个古族融合而成，即是蚕丛氏、柏濩和鱼凫氏。蚕丛氏鱼凫氏来源于夏商之际的岷江上游，其文化与黄帝、颛顼有关。柏濩氏大约是四川盆地的土著民族。这三支古族，在夏商之际由于部落征服战争而达到融合，鱼凫王朝的建立则标志着四川盆地最古老的君主专制政体的产生，此即古蜀王国。古蜀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