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华侨人口的性别构成看。二战以前，五邑籍华侨集中的美洲，华侨人口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唐人街是个单身汉的社会。如美国，1860年华侨男女比例是18：1，1890年扩大到20：1。在一些大城市华侨集中的唐人街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状况更为严重，纽约唐人街在20世纪初男女比例是110：1，到1940年才下降到6：1。这种男女性别比例长期严重失调的状况直接影响到各国华侨社会组成家庭的难易。大量五邑籍华侨年轻力壮在一个男女比例失调极其严重的社区要想找到一个配偶(还不管她是否称心如意)，组成家庭，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只有把娶媳妇成家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家乡，侨居国终究不是久留之地，不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最终他们都是要回国的，因为那里才有他们渴望的家。故乡的"家"对他们不仅是一个心理上的寄托，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追求；"落叶归根"对他们不仅是一个传统观念，更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行为。

    5。中外文化交融，深入到侨乡社会的各个角落。

    移民是文化的传播者，海外移民不论是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低于中国的东南亚，还是到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北美洲，都会将中国的文化传到侨居国，同时将异域文化带回来，必然在侨乡形成中外文化的碰撞。中外文化的碰撞是在多方面展开的：文化教育最为突出。各个侨乡都由华侨出资开办了新式学校，西方的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乡村社会得到实践；各种图书室在侨村出现，使远离城镇的农村青少年接受到外界社会的新信息；医院的创办，让侨乡农村的民众见识了西医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因一些华侨在海外信仰了基督教、天主教，西方教会的势力开始在侨乡发展，教堂尖顶上高耸的十字架在召唤善良的人们对异域宗教的选择；排球、桌球等西方体育活动走进了侨乡青年的业余生活。

    另一方面，五邑籍华侨华人从北美洲带回来的西方文化对侨乡造成的冲击更为剧烈，导致中外文化的碰撞交融在五邑侨乡表现得非常的强烈、非常的显形，涉及面之广之深，在其它侨乡少见。比如侨刊，这是侨乡一种特有的杂志，有"集体家书"之称，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交汇的载体。再比如语言，它是中外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五邑侨乡各阶层的语言都渗透了外来语的因素，这一点在全国侨乡还是很少见的。五邑尤其是台山至今流行着很多独特的语汇。例如："好"称"骨"(Good)，"很好"称"伟里骨"(Very ood)，"好球"称"骨波"(Good all)，"邮票"称"市担"(Stamp)。称老太婆为"老缅婆"就更是一种独创了，"缅"是英语男人(Man)的读音，老人称为"老缅"，在"缅"字后面再加一个"婆"字就成了老太婆的代称。五邑侨乡流行的一些有独创色彩的语言不少还流行到了广东其它地区。

    侨乡建筑更是最充分地反映了中外文化交融在五邑侨乡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建房是所有华侨的一大追求，全国各个侨乡在清末民初都出现了一个房屋建设的高潮。有意思的是，五邑侨乡的乡土建筑完全有别于其它侨乡。最大的区别是，其它侨乡的房屋建筑基本上保留了当地传统的建筑样式，中国传统建筑的色彩极浓。比如，潮汕侨乡农村的侨房一般是具有潮汕传统风格的"四点金"或"下山虎"，大户华侨的侨房主要表现为用材的考究，面积的广大，工艺的精美，而型制还是传统式的；客家侨乡的建筑仍然多是"大围屋"。有关侨乡的建筑，我们谈到岭南民居再具体探讨。

    （二）、五邑籍华侨华人的生存环境分析

    如果我们上面对五邑籍华侨华人类型特征的分析是可以成立的话，自然就会引出另一个问题：这些有别于其它侨乡海外移民的特征是哪些因素和机制促成的呢？简单地讲，这与五邑籍华侨华人在居住国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1。不同社会发展进程对五邑海外移民的影响

    五邑侨乡向北美的大规模移民是1848年以后的事。当时的中国是清朝政府统治下日落西山的封建专制社会，政治僵化，技术落后，，民不聊生。而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五邑籍华侨进入的美国，则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的繁荣、人们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华侨们对此感到十分的陌生和新鲜，观念上受到的冲击非常强烈。同时，他们也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敌意"。

    华人是一群皇权主义者，憎恨自由制度，不欣赏美国制度和美国思想。这些议论明显带有政治偏见、种族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是别有用心的，这一点在后面还要谈到。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华侨与美国社会的文化冲突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华侨是一个弱势人群带着封建弱势文化进入到以白人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强势文化环境之中，华侨与当地白人之间的相互好奇和不适应都存在。政治落后、经济贫弱、外交无能，让自己的同胞在资本主义强权国家没有尊严，尤其在长期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的美国，华侨只能处于劣等民族的地位；习惯于臣民思维的华侨来到强调公民意识的社会表现出来的逆来顺受，并不会被所有拥有公民权的白人认可，还误解他们不热爱自由；华侨内部的族群争斗以及解决纠纷的械斗方式，给习惯靠法律进行调解的白人以华侨自甘堕落、缺乏秩序的印象；早期华侨大多是一些文化程度很低的农民，加上语言不通，使白人误以为中国文化低等落后而增加他们自己的文化优越感，慢慢就形成一种蔑视的态度。社会心理是种族歧视的基础之一，所以，上述种族歧视言论并不完全是一些人士的鼓噪，它也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社会上的歧视又会因排华政治运动而加深。

    因此，五邑籍华侨一方面由于在北美洲的生存环境非常的艰难，巨大的文化差异带给他们心理上的痛苦是东南亚华侨难以体会的，因此他们对家乡的思念就更为强烈，"落叶归根"意识更是深植在心中。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西方文化氛围中生活，五邑籍华侨只好顺应潮流，并不排斥西方文化，他们恰恰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了它，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这些转变不仅使他们逐渐调整了与当地文化的心理距离，减轻了一些不适应感，同时也十分明显深刻地改造了自己的家乡。中西文化在五邑侨乡碰撞交融之激烈、广泛、显形，与华侨自身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它实际上就是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在华侨身上碰撞的体现。

    2。不同政治、社会环境对五邑海外移民的影响

    在美国，从一开始五邑籍华侨就受到歧视和。美国是五邑籍华侨最主要的侨居国，加利福尼亚州就是早期五邑籍华侨最主要的淘金地，该州对待华侨的态度和政策对后来美国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53年，加州州长约翰·毕各勒发表了加州官员的第一篇言论，提出了剥夺华侨合法权利的主张，从此加州华侨的命运开始走下坡路。1854年，加州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确认华侨在加州既没有资格人籍，也没有权利在法庭上作对白人不利的证词。1858年，加州议会又通过"防止华人和蒙古人种向这个州的继续移民"法案。到19世纪60年代，加州已经建立了一套控制和管理华侨的政策和制度。1875年国会通过了第一个与华人移民有关的限制性法案，它成为美国移民法律史的一个分水岭。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华侨通过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的大门被彻底地关上了。五邑籍华侨进入了长达60年的黑暗时期，他们在司法制度上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平等法律保护权，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成为公民的权利，在社会上必然要遭受各种偏见、敌视和。

    反观东南亚，并没有出现像美国、加拿大这样的排华运动，华侨受到的是另一种政策对待。西方殖民统治者在东南亚面对的是散居在群山密林之中汪洋大海般的土著人口以及众多的华侨，仅靠殖民者是无法对土著居民和华侨社会实施有效管理的；语言的障碍更增加了直接管理的困难；华侨已经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没有语言障碍，与当地政府和居民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再加上西方殖民者来到东南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取中国的经济利益，所以要完全抛开华侨直接与当地土著或中国开展贸易活动根本不现实。由于中国与东南亚有长期密切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华侨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带来了种种实际的好处，东南亚各地方政府基本上对华侨采取的是善待政策，允许华侨社会实行程度相当高的自治，拥有拓地、贸易、管理华侨聚居区域的全权，豁免兵役、劳役。

    与五邑籍华侨在北美遭受的境遇很不同，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政策、社会环境比较宽松。殖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基本上是鼓励华侨迁入东南亚的，一些以东南亚为主要迁入地的侨乡海外移民的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相反，在一个充满敌意、常常华侨的社会环境之中，五邑籍华侨的迁移心理不稳定，很难有长期的发展计划，只能作短期的打算。全国性排华运动兴起之后，散居在农场、矿山的华侨有的向城市唐人街集中，更多的人则打起行装愤然返回祖国，在美国华侨的人数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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