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号浮山,明末安徽桐城方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清顾治七年(I650)出家为僧。其父方孔炤，字潜夫,号仁植,万历丙辰(1616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为杨嗣昌弹劾,同黄道周一道入狱(西库),二人在西库讨论易学,黄道周作《易象正》二十四图,方孔炤则酝酿《周易时论》腹稿。《周易时论》始作于祟祯三年(1630),崇祯十六年(1643)初稿成,方以智作跋。是年方孔炤又“仅因杨本,推广诸家,俟人引触会通,神而明之,命儿侄辈编录,题曰《几表》”(《图象几表》前序),方以智则集结诸家易图及说而成《图象几表》八卷。清顺治十二年，方孔炤去世，至顺冶十五年(1658)方以智又为成书作跋。《周易时论》十五卷,合前“图象几表”八卷,共二十三卷。方以智还有《物理小识》、《通雅》、《东西均》、《药地炮庄》、《易余》、《古今性说合编》等著作。

《周易时论合编图象》目录下列“图象几表八卷”。所谓“仅因杨本,推广诸家”，是以采录杨时乔(止庵)《周易古今文全书》“易学启蒙”五卷之图为主,旁及京房、刘歆、扬雄、关朗、一行、邵雍、司马光、周敦颐、郑樵、蔡沈、丁易东、胡一桂、萧汉中、朱升、蔡清、来知德、邓潜谷、沈全昌、倪元璐、黄道周、王宣等诸家易说或易图,分“图书”(卷一)、“卦画”(卷二)、“八卦”(卷三)、“卦变”(卷三)、“蓍策”(卷四)、“卦序”(卷四)、“旁徵”(卷五至卷八)七部分,凡集图二百一十二幅。

是书大体本朱熹《易学启蒙》体例而增衍。如卷一“图书”,虽以“河图”、“洛书”为主，但本《系辞》“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之说,而于“本图书”之前加“太极冒示图说”和“诸家冒示集表”两部分内容。以一○“太极图”冠诸卷首,引“潜老夫曰”:“不得不形之卦画，号曰有极,而推其未始有彤,号曰无极,因贯一不落有无者，号曰太极。”又曰：“自有而推之于无，自无而归之于有，此不得不然之示也。”又曰：“不落有极之太极,即在无极有极中,而无极即在有极中。人值此生为不落有无之有,犹时值日中为不落日夜之日。圣教惟在善用其当有者,有物有则,即无声臭，何容作有无之见乎!故深表两间之所以然曰太极,而太极之所以然,原自历然。”又曰：“克两间之虚,观两间之实.皆气也。所以为气者,不得已而理之,则御气者理也，泯气者理也,泯理气者即理也。以泯理气之气而专言气,则人任其气而失理矣；提出泯理气之理而详证之,则人善用于气中而中节矣。”此则表达了方氏家学的太

极观。“诸家冒示集表”中列本出田艺衡一○中心有一黑点之“太极图”、杨时乔“全书所载”之“太极图”(为出罗愿之“河图”)、周敦颐“太极图”(第二层图式)、王虚舟衍图等十五图,曰:“自一至万谓之大两,而太极者,大一也。大两即大一,而不妨分之以为用,费有三象,隐亦有三象,不落费隐者亦成三焉。两即藏三,谓对错之中藏一,而三为错综之端矣。二分太少为四象,而一即藏于中五矣。此参两参伍旋四藏一之旨,所以为万法尽变也。”此则表达了方以智象数(费)义理(隐)一贯的观点。“冒”者明也,方氏以一○之太极本图明“无极而太极”之说，而谓其它之图式皆“无非卦画耶,又岂知费隐理事之皆可点画约指之耶”。“河图洛书旧说”,引“潜老夫曰”:“图书一理，皆易道也。九畴应书,九宫又何尝非图之中五四运乎!理藏于象,象历为数,易以睹闻传不赌闻，非待马龟而具,特因马龟而触其微耳。羲时并见,而禹时重见龟文,未可知也。马毛诉甲.郑渔仲载之，蔡元定言之,阳中阴,阴中阳,一毛之中,顺逆往来,甲坼之文,单合互藏,自然之理,一语足矣。止庵连纸图之,不必也。天眼观之,两间何者非马龟、非河洛乎?天一生水,水附士为五行之始，下袭即藏上律也。河源远,故为图之体,洛源近,故为书之用。龙寓于马以托天行托于地行也,龟者人用化北方之灵智也。”此则又表达了方氏家学的河洛观。合“太极”而论,方以智则曰:“本以太极为体,图书为用,究以图书立体,而以太极为用,止有善用,即用此图书卦爻伦常时位之体用也。”“密衍”则是“以虚舟子法衍之”为黑白点十一图。方以智识曰：“《全书》析衍诸图,烦矣。而无体有极之故，易位生成之故,图书体用之分合合分,终未剔醒也。此岂天地必如此剖合次第乎?理寓象数，衍而历之,易燎然耳。”又曰：“河图变洛书之演,使人豁然,则自虚舟王子始,今从而广之。”“四象卦数旧说”列一图,以杨时乔、吕中石、韩邦奇三家就十数“河图“说八卦数为旧说,于“四象新说”折二图,八卦数取乾一、坤六,离二、坎七,巽三、震八,艮四、兑九。智按：“以数言之,参以两为体,九,参法也,八卦,两法也,六爻则参两之始交也。”“河洛析说”列“朱升七图”、“新表曲矩四图”、“飞宫禹步”、“三合四图”、“巳亥穿图”、“关子明三合”、“大九九方图”、“禹贡依生序”、“干支维正河图”、“阴符遁甲洛书”、“洛书符”诸图。“图书五行”列周敦颐《太极图》第三层图式,曰:“周子此图,夏火秋金,士在中央;冬水春木,士亦在中央。斜交二行.则所重在夏秋之间乎。水生木,土生金,皆自上生下,气化也,故水系交木,火系交金,皆有在士中焉;横列三层,则水下系金,火下系木,金生水,木生火,皆自下生上,无待于土矣,形化而藏气化者也,故先水火次金木。”所列图式取《礼运》“播五行于四时”分土旺四季之义,不取朱熹改造之水绕过中土连木图式。卷一末为“五行尊火为宗说”,引沈括《梦溪笔谈》说及“潜老夫”说,论火为五行之尊。

卷二、卷三则以朱熹黑白位《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和《卦变图》为主,增衍《八际峙望图》、《三十六宫方图合元会图》、《日月运行圆图》、《明生岁成纳甲气朔之图》、《卦起中孚归命象闰图》、《宿度圆图》、《三天图》、《分野图》、《纳音图》、《唐尧朔易图》、《天门据始图》、《三轮六合八觚图》、《十六卦环中交用图》、《八宫游归卦变图》、《游归综图》、《八不变卦颠荡图》、《八荡双颠图》、《依先序颠错三图》、《中石吕氏中交百二十八卦图》、《京变圆图》、《应朔望图》、《朱子卦变圆图》、《三互图》等,集诸家之说而间阐明方氏家学之意。如其中《八际峙中图》是一幅《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配八节之图,引“潜老夫”之说：“凡有--象,必中其四方，凡值一轮,亦旋为四时。是中旁前后皆有八际之几。”又如所列《合方圆图》(即《先天图》),则注曰:“此邵子本图。朱子分出而析论之,横而参之,使人豁然于一本,规而圆之，使人豁然于无端。”又就朱熹“半顺半逆”说而曰:“圆图自一阳而六阳,自一阴而六阴,皆顺也；阳之气顺,则阴处后，阴之七顺,则阳处后,所谓阳行阳中阴行阴中皆顺,阳行阴中阴行阳中皆逆,是圆图总顺总逆也。”此说则符合邵雍建图本意。

卷四“蓍策”部分列《易学启蒙》“蓍衍”诸图、《十八变策六十四状图》、《邵子十二会策》、《大衍蓍原析图》、《大衍千二百乘起图》、《易东丁氏倚九十九图》、《图书合数》等图.又有“关子明易传约”、“三五错综说”、“汉志三统本易说约”、“唐志大衍历约”、“七七说”、“筮占”等内容。“卦序”部分则列《文王卦序横图》、《三十六贞悔圆图方图》,又有“景元萧氏考约”、“元宫黄氏卦序演”、“野同录序卦’’等内容。卷五至卷八“旁徵”列《纳甲分卦》、《飞伏》、《卦气值日图》、《具爻纳虚图》、《天根月窟图》、《五运六气图》、《人身呼吸十二经卦气图》、《三阴阳图》、《律娶妻生子图》、《黄钟空围九分图》、《旋韵图》、《周天图》、《河洛积数》(十五图)、《九六图》(十图)、《商高积矩图》、《石斋黄氏天方图》等,又有“三易考约”、“京氏传约”、“太玄约”、‘'洞极约”、“元包约“、“潜虚约”、“邵约”、“洪范蔡畴”、“玩易杂说"、“崇祯历书约”等内容。

方以智尊父命集结《图象几表》,表明方氏家学十分重视表达象和数的易图书学。从所集易图之多及阐述之深刻来看,《图象几表》实是对汉唐宋元以来易图书学的一次总结。从《周易时论合编》多引用卦气、河洛及先后天说释《周易》经传文字的内容来看,亦说明《图象几表》是阐述方氏象数易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明末忧患之际产生了易图学三大奇书：黄道周以天道而及于人事之《易象正》,以当时的天文历法自然科学知识结合易卦推算,其置闰交食的精度较前为高,又企图以所推诸多“历年图”对历代兴废经验教训作一总结,为挽救明王朝的覆没寻找新的出路；倪元璐则一反常现以六十四版式衍出渚多特殊易图,寓谏于图,阐述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方氏父子的《周易时论合编》(包括《图象几表》)则是将当时的哲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与象数易学相结合,企图从易学中寻求万法之根本,以“贵为时用”为宗旨,亦大有力挽狂澜之意。三部从不同角度而归一之忧患之作,只有《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对后来清代易图学的发展影响最大。李光地的《周易折中·启蒙附论》、胡煦的《周易函书约存》、江永的《河洛精蕴》等,皆多引用其图并说。是书之所以能有如此影响,正因为其是一部历代象数易学的总结之书。

首先,方氏家学注重“河洛学”。认为：“河图”、“洛书”为《周易》的基本原则,是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模式,而数学中的演算法则皆出于河洛图书。方以智曰:“余小子少受河洛于王虚舟先生，符我家学。”(《周易时论·后跋》)。所列“河图洛书旧解集”及“密衍”、“河洛析说”,是在总结旧说的基础上阐明方氏家学的河洛观。如曰：“本以太极为体,图书为用,究以图书立体,而以太极为用,止有善用,即用此图书卦爻,伦常时位之体用也。”

其次,方氏家学推崇邵雍之学并多有发挥。如方孔炤“环中无非大始”、“先天定体，后天交用,邵子纵横举概耳”、“先在后中,惟知善用而已”、“一阴一阳之渭道,皆仪即皆极也”、“方圆卦爻,总一太极”、“所言皆大二也,即大一也，故邵子曰一非数也,无体之一即不落有无不离有无者也,然非物则道不显,故以象数、声数证其几焉”及方以智“谓此表半顺半逆之理势,而藏其全顺全逆之用可也”、“大一即大两”等说,皆是在会通邵雍之学的基础上有所发挥的论述。朱熹的《易学启蒙》本河洛图书说及邵雍的先后天说而推衍成书,而《图象几表》则是对自汉宋以来象数易学的一次空前的总结,汉代则以京房、扬雄为主,宋代则以《易学启

蒙》中的朱熹“河洛学”和邵雍“先天之学”为主。于引用诸家旧说的基础上着重于阐明方氏家学的太极观、河洛观和先后天观。其新颖之处,则在于对于所谓“科学易”的发挥。于天文、历法、算学等诸方面无不渗透了当时的哲学知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如果我们追寻“科学易”的发端，《图象几表》则是-部典型的著作。方氏家学特别强调“以物观物”的“质测”之学，认为这是“通几”的必由之路,此一点亦是邵雍“观物”思想的进一步拓展。

《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是明末一部很重要的易图学著作。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哲学思想和引用的自然科学知识,皆是为立易学为万法之根本学说服务的。如谓其为一部易学哲学著作，莫不如说其是一部假易学而阐述哲学思想的著作。今天看来,以《周易》为万法根本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形势下,如依利马窦所传天文历法知识所搞的“崇祯历书”及一些几何知识等,并不出于什么“河图”、“洛书”,精确的历法(包括闰朔与交食)同《周易》之间并不相关。方氏家学出于“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片面认识,在总结历代象数易学的同时，把当时所掌握的哲学知识孱入其中,谓其皆出于《周易》,则是过高

地评估了易学的价值。方氏家学从“象生数,数明

理”的观点出发,用大量的易图表达“象”与“数”,强调由象数而及义理、由“质测”而“通几”的认识过程,应该说有其化时代的意义。然而,如谓其开“唯物辩证”思维之端,则又有不妥。一则强调“观物”而知理的人有邵雍在其先,二则毕竟“河出图,洛出书”本是子虚乌有的神话传说而已。《周易》有如一座大房子,方以智的《图象几表》则有如是要装入大房子里的东西。总结历代的易图,亦既是对这些易图的“终结”,有的则是从大房子中里拿了出来,有的则是重新包装之后再装入到大房子里。所谓“包装”无非是加上了一些时代的色彩而已。其后,如李光地、胡煦、江永等人所作的工作仍然如此。易图本为佐易说之不足而作,发展到明代后期,则又不仅仅如此,一些思想家要用易学来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借用易图就是一条很方便的途经。方以智(或方氏五代祖孙)就是其中的成功者。由此可见,易图学的作用就不仅仅局限于“因图明文”解释《周易》的经传了。从朱熹的《易学启蒙》到方以智的《图象几表》的发展过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一书今见于《续修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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