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的非程式化表演还体现在表演者对同一剧目的不同表演中，比如，同样是表演小戏《夫妻观灯》，马兰、黄新德的表演与其前辈严凤英和王少舫的表演就不会一样。马兰和黄新德的表演的《夫妻观灯》因为时代的不同，适当地引进了现代芭蕾及民族舞蹈的技巧，以现代的意识，将过去对花灯的比划模拟，变为舞蹈化的语汇，既活跃了舞台气氛，也提高了黄梅戏的表现力：而严凤英和王少舫表演的《夫妻观灯》则更具有当时的时代特征。不同时期的黄梅戏演员对同一剧目的演绎，带有明显的时代和个人色彩，这是不同于京剧的。京剧和程式配套成龙，某一环节有变，便会引来观众的不满；任何时代的演员对同一剧目，都必须循规蹈矩，按照严格的程式，进行一成不变的演出。黄梅戏没有套路，表演亦无流派之分，有限的程式亦充满弹性。此外，黄梅戏的以唱为主，以做为辅，唱做交融，以舞伴歌的非程式化表演特色，在前面我们都已了然，在此就为一一赘述了。

　　2．有虚拟而非虚拟性

　　中国戏曲的虚拟化表演特征同样在黄梅戏身上得以闪现，作为戏曲的一支，黄梅戏表演中虚拟化的表演手法仍占有相当的比重。但是，黄梅戏的一个曲型的表演个性便是：有虚拟而非虚拟性。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以虚拟实”，即以虚拟的动作表达出真实的情境及情感。这样的表演个性至少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为表演动作的虚拟化，二为表现内容的非虚拟性，即真实化。虚拟化的表演动作只是手段、方法，而真情实景表现内容的非虚拟再现才是目的结果。由此我们可知：黄梅戏的非虚拟性表演个性是以“尚真”的风格显现出来的，所谓非虚拟性表演，即是对写实化表演的另一种称呼。

　　艺术是对生活的反映，能否真实地反映出生活的，就成了衡量艺术作品能否给人以美感的重要决定因素。古希腊美学家亚里士多德将艺术的起源归之于人的“摹仿”天性，并指出：“经验证明了这样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则更加强调真对于美的作用：“只有真才美，只有真才可爱；真应该统治一切。”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也说：“妆龙像龙，妆虎像虎，妆此一物而使人笑其不似，是求荣得辱。反不若设身处地，酷肖神情，使之赞美之为愈矣。”这就是说，艺术的真来自对生活的提炼和加工，当它还原到接受者那里，又要合乎生活的，才能给人以美绵的感受、美的愉悦。

　　黄梅戏表演中的“尚真”传统，其实是由其形成的特定文化土壤所决定的。从艺术渊源看，早期的黄梅以民间的歌舞为源泉，它生存的土壤是农村，其演者和观者均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即俗称的“手艺人”。因此，它既缺乏文人的关照，亦难以和有深厚传统的大剧种攀上亲缘关系，自娱自乐的半职业班社的成员们在表演上惟一能够让观众喝彩叫好的地方就是对生活的真实再现：“当时的黄梅艺人只好求援于生活，用主要精力去观察、模拟生活中的动作，用虚拟的表演搬上舞台。如开门，把开双扇门、单扇门、高楼大厦的门、茅棚寒窑的门，细致地区分开来，使观众如同见实物在人的手中运动，真实可信。”因此，表演得越细致，就越符合生活的真实面目，也就越有真实感。由此，久而久之也就培育起观众对黄梅戏表演艺术的求真的审美眼光及口味，而观众“尚真”的审美习惯又反过来促使演员在表演中更加求真。

　　黄梅戏在求真的过程中，不断地从生活中提炼动作，转化为舞台表演动作，形成一些诸如推车、推磨、行船、纺纱等传统表演程式。当一些如王少舫等京演员程式。但是，黄梅戏的表演在虚拟化的基础上，突破程式的束缚，以真实再现生活为出发点，化用程式，从而显得灵活自如，流转圆润，呈现出灵动，自然之美。以严凤英、王少舫为代表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在黄梅戏对生活细节的真实再现的基础上，将黄梅戏“尚真”的表演特色更提高一步，即对人物性格、思想情感的真实表现。如严凤英、王少舫在《天仙配》中“路遇”一场，在虚拟的环境中，表演却是非程式化、大是大非虚拟性的。为了表现出七仙女的性格和心情，在唱“我愿与你配成婚”一句时，严凤英是这样处理的：“起先我是以一般‘闺门旦’的表演方法来演的，两只手的食指对董永比作‘配对’的样子，头则羞惭地低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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