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桐城人（含今枞阳县）人，故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罕见。

　　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出生于桐城一士大夫家庭。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他认为“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淘汰杂质，创造清真雅正、谨严朴质的文体。他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而要学到《左传》、《史记》的精髓，又必须从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方苞虽推崇古文，但也反对一味“求古求职典”，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古文倾向。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门下有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一大批弟子，其中尤以刘大魁、最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魁、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桐城（今枞阳县陈洲乡）人。他读书勤奋，擅长文辞。青年时代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方苞读其文章，赞叹不已，认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可见方苞对刘大魁是何等到看重。刘大魁晚年致力于教学，曾任皖南黟县教谕，后又主持歙县问政学院，归老于枞阳故里，一生著作颇丰。刘大魁补充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他在肯定文章思想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时，认为文章的艺术性有相对的独立意义，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须重视艺术的体现。刘大魁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气”是指语言的气势，而“神”则是“气之精处”，是一种最本质的独特的风格，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的体现。他认为文章的“神气”虽然难以看见，但能“于音节见之”，而“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从文章的字句、章节入手，就可以体察文章的神气，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顿挫，这无疑是总结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并运用到散文领域。刘大魁认为，进窥古文“义法”的奥妙应当从熟读古文入门：“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就是后来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后代传桐城文法者无不以此为不二法门。
　　刘大魁门下弟子众多，以姚鼐最为杰出。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弟子称他为惜抱先生，清桐城（今枞阳县牛集乡）人。姚鼐幼时十分好学，拜刘大魁为师学习古文。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四库全书》修成后，他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先后主讲于扬州、安庆、歙县、南京等地书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名扬天下。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提出了义理、孝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是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姚鼐认为文章的阴阳刚柔变化，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无疑是一个创举。姚鼐在教学之余，还选辑了《古文辞类篆》一书，作为弟子学习古文范本。

　　姚鼐之后，直至本世纪初，先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桐城派文章大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成为一代文学正宗。具体的说，论文观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间有卓识；游文章写景状多有传神之笔，能抓住特征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生机盎然，俱能寄寓对世情的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情见于辞；纪事之文，叙述扼要，流畅时晰。平易近人，清新可读，是其整体的流派特点。其中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学随之而生，给了桐城派致命的打击。而林纾仍在鼓吹“尊孔读经”，逆时代潮流而动，反对新道德，反对新文学，被斥为“桐城谬种”，理所当然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对象，桐城派古文运动自此终结，然而，不能据此把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文派定为反动流派，一概否定，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对于这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发后过较大影响的散文流派，应该全面、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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