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人物春秋—荣德生·荣巷·钱穆
一位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大实业家,面粉、纺织大王;一位是“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历史学家。半个世纪前,他们相聚在了古镇荣巷。
荣德生是荣巷人,钱穆是鸿声人,两个地方虽同属无锡,但一西一东,更何况两人各自在不同的领域里求索,一个将自已的企业从沿海办到内地,一个在大江南北的高等院校里云游执教,互不交往是极自然的事。但是,因为一个机缘,大王与大师相会在了荣巷。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与其子荣一心等,在无锡投资创办了私立江南大学。在延聘名师时,荣德生选择了钱穆,托人一再致意,盛情相邀。这样,1947年7月,这位国学大师辞别了昆明云南大学,由南国大都市来到了无锡西乡--太湖畔新生的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
钱穆比荣德生要小整整20岁,但在荣德生眼里,钱穆是满腹经伦、见多识广,语语珠玑的大师,故颇为敬重。因此,他奉大师为上宾,把自己荣巷宅第楼上通风、明亮的房间,全让给了钱穆和他所招来担任助教的学生;而自己却住在了楼下。虽然荣德生在这段时间里日夜忙于企业的恢复,但几乎每周六午后,他必携夫人由城里企业来镇上老屋,晚餐后,定上楼与大师畅谈两小时左右;星期天午后,德生夫妇才回城去,“如是以为常”;有时,他们会并肩漫步于荣巷街市或湖边乡道,走得很远。
聚谈的话题是广泛而不肤浅的,聚谈的气氛是随和而不拘束的。大王与大师彼此摸索着对方陌生的心灵,经济与文化碰撞所产生的火花窜出深巷老宅,在古镇的夜色里闪烁。
钱穆曾探问过荣德生:您一辈子取得如此大的业绩,还有什么想法?荣德生深沉地作答:人生必有一死,即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亦未闻有可以历世不败者。漫步宝界桥上,荣德生动情地告诉钱穆:我一生惟一或可留作身后纪念,即自蠡湖直通鼋头渚跨水建一长桥。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耳。
在钱穆眼里,这位大实业家日常谈吐诚恳而忠实,语语直吐胸臆,如见肺腑,绝不染丝毫交际应酬场中声色,更不假作斯文,而日常生活如饮食、衣著、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故深为敬佩。他甚至认为大富豪而无富家气派,这一现象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课题之一。对于钱穆来讲,荣德生先生创办江大,盛情相邀,为他在乱世中提供了一个“消遣”的机会。
江大建造在太湖边后湾山上,距荣巷四五华里。钱穆上午授课或处理教务,下午无事,常一人至湖边村里雇一小船,荡漾湖中,任其所至;有时漫步学校至荣巷,沿途乡民各筑小泊,养鱼为业,风情纯朴,湖光山色,上天下水,悠闲宁静。直至暮年,钱穆在台湾回忆往事时,还常充满深情地告诉女儿:在江大执教期间的这种生活,“那才是人间最惬意的事啊”!
在荣巷这样的氛围里,钱穆完成了两部书稿。一部是哲学散文集《湖上闲思录》,它汇集了钱穆对人文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情与欲、善与恶等哲学问题的思索,既可说是钱穆的哲学著作,也可称是他散文的代表作;另一部是《庄子纂笺》,它是以马其昶《庄子注》为原本,以五色笔添注其上,眉端行间皆满,之后整理而成,是钱穆子部著作的代表作。
《庄子》是乱世之书,而钱穆居乱世却注此书自消遣,这也是另一种境界。此外,他还组织学生对《四部选粹》选编的古诗文进作标点,那一群帮手有郦家驹、钱树棠、吴沛澜、洪廷彦等,日后他们均成为了我国史学界的著名学者。
1949年春,由于局势的变动,钱穆连上述两部书稿也没带,悄然离开了无锡,经广州赴香港,从此告别了无锡荣巷,告别了故乡无锡,也告别了荣德生。不久,到香港的钱穆得悉荣德生去世的消息,不胜哀伤。后来,两部书稿由其学生寄送,1951年和1960年先后在香港出版。
钱穆在荣巷的幽居,为这个古镇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更为诞生企业家的老街增添了不少书卷气息和文化内涵。
古镇荣巷西去,有条钱荣路。在我意念中,那该是一条钱穆与荣德生携手漫步、相互探询的乡道,它从荣巷伸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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