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建制，分天下民为四等，而以“南人”为最下，故非仅湖广，自江而南，并皆丧气矣！天下既是蒙古人、色目人的天下，比北方的汉人等而下之的所谓“南人”，自然是万马齐喑了。至元末战乱，湖南又大伤元气，不过洪武年间开始的大规模移民却给湖南注入了新鲜血液，近代湖南出的人物，就有不少是这些移民的后裔。但明代的湖南，粮食虽自给有余了，人文却甚少可称，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什么人才。明中叶的大学士李东阳，虽是湖南人，但却是从小在京师长大的。

　　明末清初，湖南出了一位大思想家王夫之，此人一代大儒，于湖南之人文可谓影响深远。同时黄宗羲、顾炎武，三人皆明遗臣，明亡时又都参与了抗清活动，拿我党的话说，乃是“历史反革命”，而王夫之更是其中的“顽固分子”。《清史稿》称其“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黄、顾两君子。然诸人肥遯自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著述易行於世。惟夫之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二曲”指李颙、“夏峰”指孙奇逢，亦皆一时名儒），说王举人“顽抗”失败后躲在衡阳石船山中杜门读书，不为执政所知，所以免了被剃“阴阳头”，死前并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也是清人网疏，若在，只怕不能如此）。王氏精于经史，兼通天文、历法、数学、舆地、经济诸学，论学虽“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却不唯心而唯物，颇有别于宋儒，兼之提倡“经世致用”，大力倡导学人士子“留心经济之学”。王本岳麓弟子，后岳麓陶、贺诸子，受其影响至深。石船山离荷叶塘不过三五十里，曾国荃后亦曾刻印其书，可见余风所及，并至湘军将帅。

　　然而清初的湖南，虽不至于弄到像四川那么惨，却也很乱了几年。明亡前后，张献忠曾来过湖南，湘人被祸非浅，后何腾蛟抚湖南，与李闯余部联合抗清，腾蛟不能约束，人民又遭荼毒。清军自顺治三年初南下湖南，至四年底斩鲁王、走桂王、降岷王，湖南平。然而战事并未停息，由于南明的残余势力仍在湖南境内活动，各地土司也尚未归服，清军的“征剿”又持续了十余年。李定国、孙可望都曾在湖南跟清军大战，一直打到顺治末年才天下太平。可怜湘人两头被杀，真正是“生灵涂炭、庐墓为墟”，直到康熙年间才喘过气来。我留意了一下顺治朝的湖南人物，结果只发现了一个赵开心，还算有点名气。此人因为是明的遗臣，清兵入关后在北京被录当官，后来做到户部侍郎，《清史稿》称“国初言事侃侃，以开心为最”。像陶汝鼐等人，不是避世隐遁，就是抗清被害，满清的官是不会去当的。

　　接下来的所谓“康乾盛世”，政治上也没湖南人什么戏。尤其是康熙朝，湖南刚恢复点元气，玄烨小子又削“三藩”，吴三桂因此起兵，康熙十三年就占了湖南，在湖南大战了几年，十六年还在衡阳过了一把皇帝瘾。结果当然是又给湖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不知多少人因此家破人亡。但在后三十年里，湖南还是出了一个体面人物：人称“陈青天”的陈鹏年。这位陈大人曾经被冤，史载“江宁民呼号罢市，诸生千馀建幡将叩阍”为他请冤，当官当到这样，的确不容易。后督修河道，卒于任所，雍正上谕：“鹏年积劳成疾，没於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罄。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

　　雍正朝的湖南却出了两个名人：曾静、张熙。这两师徒想来是读书读得有些傻了，居然跑去找大将岳锺琪，说他是岳飞后人，而满清又是后金，理应举事反清，再来一次“抗金”。可惜“岳飞后人”不傻，结果害得吕留良被戳尸，子弟多人被诛。不过这个案子对湖南整体影响不大，倒是雍正元年湖南北分闱，湖南有了自己的乡试，对湖南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鼓励。

　　乾隆朝有个祁阳人陈大受，做到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处行走，又做过两广总督，《清史稿》说他“眉目皆上起，丰髯有威。清节推海内。以微时极贫，禄不逮亲养，自奉如布衣时”，又说“大受刚正，属吏惮之若神明，然论政重大体，非苟为苛察者比”，倒有一些朱镕基的模样，只怕后者还有所不及。又有武陵人杨超曾，也做到兵部尚书、两江总督，又有湘乡人谢振定，官虽不大，却很有名，因他做御史时曾痛笞和珅妾弟，并“焚其车”，虽然为此丢了官，却得了个“烧车御史”的雅号。又有长沙人刘权之，少年得意，后嘉庆朝做到吏、礼、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与纪昀同时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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