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嘛，都是由人构成的，既说湖南的历史，自然不能不提湖南的人文。远古时期，生活在湖南一带的部族有三苗、百濮与扬越等，这些部族应该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化，至于这些文化的留传对后世的湖南人有多大的影响，这就比较难说了，应该来讲还是有的吧。虽然古代的楚人自称“蛮夷”，但那时的湖南应不至于太蛮荒。我们说的“三皇五帝”，就都是楚国建立以前很久的事。但这“三皇”中的地皇炎帝（神农氏）和人皇黄帝（轩辕氏）就都来过湖南，其中关于神农氏的传说还挺多，如“嘉禾”的地名就来自“天雨粟”的神话，说“神农拾之以教耕作”，又说神农氏因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茶陵（今炎陵）。这当然只是传说，但炎帝部落生活在湖南一带，则不是没有可能。“五帝”中的舜帝则据说是为了远征三苗而来的湘南，“大救星”毛的家乡韶山据传就是因为舜曾在此演奏过“韶”乐而得名。舜死于苍梧后，又有“二妃哭舜”的传说，湘江特产“湘妃竹”据说就是她俩的血泪滴成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屈平放逐自沉汩罗”的故事可就有史可考了。屈原是楚国的三闾大夫，楚国发源于江北（大概在今江陵至武昌一带），不过鼎盛时期其国界曾“南至苍梧”，因此，湖南特别是湘北地区受楚文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如果撇开楚国不谈，湖南人在历史上可以说没有建立过自己的有影响的政权。不过楚国还是可以算作湖南人自己的政权的，因为两湖地区在历史上合在一起的时间远比分开的时间要长得多。除了楚文化，随着秦、汉的统一，中原文化对湖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湖南的经济文化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说已经有了很辉煌的成就，这一点从马王堆汉墓中不难看出。东汉时期，湖南出了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名人——蔡伦，一个发明了造纸术，并且“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的科学家，虽然他只是一个太监。

　　然自魏、晋迄于唐季，中古数百年中湖南之人文虽不能说一无可言，亦殊无亮彩。人物倒也稀稀拉拉地出了几个，如三国的几个将相：黄盖、桓阶、蒋琬、虞授等，唐代的一批文学、艺术家：王磷、刘蜕、欧阳询、怀素、李群玉等，但比之中原地区、邻近的江西、江南等地，实在是差得太远，也没有形成什么地域性的文化。湖南的特色在于各类“蛮”比较多，平原地区因“蛮”、“夏”杂居，人文风俗跟汉人差不多，广大山区却与汉人“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时至今日，虽然少数民族已经汉化不少，但就是像我的家乡这样的汉族地方，也是“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的)。五代时湖南曾自成一国，即“马楚”，但马氏系河南人，因此“马楚”乃“外来政权”，“朝中”虽有李宏皋、徐仲雅、周行逢等几个湘人，也不是什么伟大人物。但“马楚”时期湖南贸易比较发达，尤其盛产茶叶，靠卖茶叶居然“遂致一方富盛”，拿现在的话，湖南当时虽不是“文化大省”，倒算是“经济强省”。当然，湖南的湘西等山区一直以来都有它独特的文化，比如“梅山文化”等，这些文化源远流长，也是很值得发掘、考证一番的。

　　宋时的中国乃经济上的超级大国，湖南的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虽然不拔尖，但比之前代又有了长足的发展。湖南本是一方沃土，一旦得到开发，人口也就迅速增长起来（据史料，北宋末湖南人口曾达五百多万，当时全国人口约为四千五百万），因此文化教育方面也蓬勃发展起来。北宋四大书院，湖南掩有其二（岳麓、石鼓），充分显示了湖南当时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盛况空前。两宋时期讲学盛行，一些知名的学者就是通过书院向听众宣讲自己对儒学的理解，从而形成“书院派”、“学派”的。我们现在称之为“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就是在宋中叶开始形成，并在南宋被发扬光大的。所谓“湖湘学派”，也就是在宋代从湖南的书院里产生的。“程朱理学”的程指程颢程颐、朱指朱熹，因“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而二程又“受业周氏”，所以“湖湘学派”尊道县人周敦颐为理学宗主、学派的创始人。“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指的就是这位讲太极的“濂溪先生”。我比较欣赏周敦颐，倒不是因为他的“太极阴阳”讲得如何玄妙，也不是因为他的《爱莲说》写得如何精炼，而是觉得他这人实在不错。我看《宋史》，看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便不免击节赞叹，看到“今而后乃知周茂叔也”便要自豪一番：此人不愧我湖湘之人杰也。周敦颐没有做过大官，这阵不正放《大宋提刑官》吗，老周同志最大也就做过这种官，但是做得很不错：“提点刑狱，以洗冤泽物为己任”，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此真古之君子也，很可以为我湘人之榜样。可惜宋时的湖南，周敦颐乃一枝独秀，前后知名数人皆莫得与比肩矣！而这时的邻省江西，却正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与濂溪相侔甚或略胜一筹之人物可谓所在多有，一派“群星璀璨”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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