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的《礼记章句》中对各篇都作了章句疏解，惟独其中的《中庸》和《大学》两篇，完全录用朱子的《中庸章句》和《大学章句》，这显然出于对朱子的推崇。而且，在《中庸》和《大学》各篇之前船山都有一大段文字阐明其意，如他在大学篇首说：是篇按圣经之文以审为学之次第，令学者晓然于穷理尽性、守约施博之道，可谓至矣。愚谓十传之文，鳞次栉比，意得而理顺，即令古之为传者参差互发，不必一皆如此，而其命意，则实有然者。得朱子为之疏通而连贯之，作者之意实有待以益明，是前此未然而昉于朱子，固无不可之有。况《礼记》之流传舛误，郑氏亦屡有釐正而不仅此乎！是篇之序，万世为学不易之道也。自姚江王氏者出而《大学》复乱，盖其学所从入，以释氏不立文字之宗为虚妄悟人之本，故以章句八条目归重格物为非，而不知以格物为本始者经也，非独传也，尤非独朱子之意也。

　　这是说，大学以格物为本的为学次序是不可改变的，朱子所分析的《大学》十传文理通顺，意旨明白。即使古人作《大学》传时，十传的次序或许与朱子定本有差异，但朱子所把握的《大学》意旨和功夫次序是正确的，而且只有经过了朱子的发明《大学》作者的意旨才得以彰显。在《大学》的问题上，船山的立场是捍卫朱子而反对阳明。

　　船山在《大学》本文“此谓知之至也”朱注下“衍”其说曰：故以格物为始教而为至善之全体，非朱子之言也，经之意也。……补传之旨，与夫子博文约礼之教，千古合符，精者可以尽天德之深微，而浅者亦不亟叛于道，圣人复起，不易朱子之言矣。

　　这是说，以格物大学入手的功夫，不仅是朱子的主张，本来也是大学经文的主张；朱子的“补传”完全符合孔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教导，圣人在世，也不会改变朱子的说法。

　　他更在《礼记章句》中庸的篇首说：《中庸》、《大学》自程子择之《礼记》之中，以为圣学传心入德之要典迄于今，学宫之教、取士之科，与言道者之所宗，虽有曲学邪说，莫能违也。则其为万世不易之常道，允矣。乃中庸之义，自朱子之时，已病夫程门诸子之背其说而淫于佛老，盖此书之旨，言性言天言隐，皆上达之奥，学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则古不知其指归之所在，而佛老之诬性命以惑人者亦易托焉。朱子章句之作，一出于心得，而深切著明，俾异端之徒无可假借，为至严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为而不屑一与之辨也，故僭承朱子之正宗为之衍，以附章句之下，庶读者知圣经之作、朱子之述，皆圣功深造体验之实。

　　他推崇朱子的《中庸章句》“深切著明”，认为朱子对《中庸》的析述反映了“圣功深造体验之实”，而且他还声明他自己“僭承朱子之正宗为之衍”。 对于一贯坚持独立思考和批判审查态度的船山而言，这种对于朱子的推许，应当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无怪乎唐鉴据此，认为船山为学“由关而洛而闽”，“先生之学宗程朱，于是可见矣”。唐氏之说虽不确，但亦有见于船山对朱子的推许而使然。

　　这种态度在《四书训义》更全面体现出来，该书依据朱子的《四书章句》而训释四书的义理，不仅限于大学、中庸。其体例是逐章先录朱子章句注释，然后阐述发挥经文和朱子章句的义理，故每卷题下都有“宋朱熹集注，明衡阳王夫之训义”的字样，这可以说真正是“僭承朱子之正宗为之衍”的体现。所以后来刘人熙说：“船山训义发紫阳之微言大义，并其所以至此者亦传之，使学者得入其门焉。”同时他也指出：“至于训义，专以集注为宗，稗疏、读大全诸说半不入，盖其慎也。若心所独契，确然质百世而无疑者，则亦不与集注苟同。惟其深知前贤，是以不阿所好，功臣诤友，盖兼之矣。” 在四书的思想宗旨和话语诠释上，可以说后期的船山是“宗承”于朱子讲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船山晚年对朱子《集注》的态度有所改变，也反映出他对整个道学的理解和态度有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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