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楚文化志—语言文字(一)
楚地由于位处江汉及汉淮之间,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在楚地接触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语自然是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而词汇丰富多采、音声别具一格的方言。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点。公元前666年,楚令尹子元率军伐郑,郑无备,“县(悬)门不发”,子元惊疑,“楚言而出”,说:“郑有人焉。”可见,楚人操“楚言”,与中原各国及其他地区是不同的。孟子曾用南蛮[鸟决]言这个比喻,形容楚人语音的奇特难懂。但中华文化是各地先民共同创造的,彼此交流融汇,故各地语言既相异又相通。楚人既操楚言,又能说华夏之语,不影响楚国和其他各国的交往。
见于文献记载,楚言词汇不少。最突出的一例,是《左传·宣公四年》谓令尹子文原名为斗谷於菟,并说:“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谷於菟。”。春秋以后,随着各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各族人民相互学习,彼此促进,楚国成为南方各族的融合中心,在语言上,楚人也起着沟通夏夷、消除隔阂的作用。在扬雄《方言》中,楚与魏、卫、宋、郑、韩,吴、齐、巴、秦之中的某一地区共有的方言词汇约70个,其中与吴共有者占了一半以上,反映楚、吴方言比较接近。
文字,在人类文化史上是发蒙启昧的关键,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楚文字承袭商周古汉语文字,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诸方面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
西周时期的楚国文字,与中原诸国的文字还没有多大区别。楚公家钟铭文就与宗周钟的铭文风格类似,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文字形体逐渐趋向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较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风格自由奔放。如王孙浩钟、王孙遗者钟、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博等。从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编钟铭文的对照中(图1),可以发现楚字的特色,这种楚字,略具虫形,是虫书的雏形。战国中期以后,竹简、帛书式的手写体据主导地位,铜器铸铭、刻铭均受其影响。字形趋扁平、体势简略,横笔昂首,首粗尾细,有的波势挑法己具后世隶书雏形。如江陵望山天星观竹简、荆门包山竹简、长沙楚帛书等等。春秋末,在篆书的基础上,附加鸟形装饰,使文字艺术化,此即所谓“鸟篆”的起源。如楚王孙鱼铜戈铭文共有六个字,均附有鸟形,富有情趣,表现了楚人对鸟类的特别钟爱。与之相关系,楚人的篆刻艺术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图2,“冷贤”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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