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诗歌与中国茶道的思想文化背景
 　　诗歌在茶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茶富有大自然美，具有提神益思的功能，饮茶使人心旷神怡，产生对人情美的联想，因而自古就成为诗歌吟咏的对象。
 　　《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集，其中收有多首与茶有关的诗句。如：“采茶新樗，食我农夫”(樗音出，椿叶)“谁谓茶苦，其甘如荠。”晋代诗人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中赞茶为“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被后人作为绝妙的茶联，流传至今。
 　　 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盛世，也是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饮茶成为一种高雅的风尚，也成为陶冶情操和友谊交流的一种主要方式。
 　　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和卢仝等著名诗人都写下了富有哲理的茶诗。
 　　李白听说荆州玉泉真公，因常饮一种名叫《仙人掌》的茶，虽已年过八旬，仍面如桃花。他在得到玉泉寺为僧的侄儿赠送的《仙人掌》茶后写道：“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白色的蝙蝠)白如鸦，倒悬深溪月，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这首诗把茶的保健作用描写成一个神话。 　

    杜甫在一首诗中写道：“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诗人把他同友人品茶心情之愉悦，环境之幽美，写得如同一幅高雅清逸的《品茗图》。
 　　白居易流传下来的茶诗有50多首。他曾在庐山结草堂而居，过着“架岩结茅屋，断壑开茶园”的隐居生活，使他成为对茶叶生产、采制、煎煮与鉴别样样精通的行家，并以此自豪。他在《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诗中说：“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诗人自称是鉴别茶叶的行家是当之无愧的；诗人还在另一首诗中“无由持一盏，寄与爱茶人”创造了一个“爱茶人”的名词。
 　　唐人元稹写的一首茶诗：茶香叶嫩芽,慕诗客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至醉后岂堪夸短短的55个字从茶的自然性状，茶碾茶罗、煎煮过程、饮茶情趣直至茶功全面作了咏唱。尤其是“慕诗客，爱僧家”更是将茶拟人化了。“爱僧家”道出了茶与禅宗的密切渊源。僧人以茶敬施主，以茶供佛，以茶助禅功，正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中所写的“僧言灵味宜幽寂”那样，僧人坐禅以茶驱睡意，有助于提高禅功，达到进入幽寂的境界。随着茶文化的对外传播，“寂”字已被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引为日本茶道精神之一。
 　　唐诗人韦应物认为茶是高雅圣洁的仙草。他在《喜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 　　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借茶抒怀把饮茶升华到富有哲理境界的代表作，是唐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即后人称的《七碗茶歌》。诗人在抒发了品尝到友人赠送的“天子未饮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阳羡茶》喜悦心情之后，咏唱道：“……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飞去……”。
 　　卢仝诗作不多，在唐代名声不大，但他的这首《七碗茶歌》却以其富有哲理性，为历代爱茶的诗人广为传颂，如：“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宋·梅尧臣)；“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苏轼，魏帝指魏文帝曹丕)；“卢仝七碗诗难得，念老三瓯梦亦赊”(元代大臣耶律楚材，“念老”指唐代赵州高僧从念禅师，以“吃茶去”作为机锋语)；“山中日日试新泉，君合前身老玉川”(明陈继儒)。现代文人、佛学家、中国佛教学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也有诗曰： 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偈ji佛经中的唱词，梵语Gatha)。诗言志，这些茶诗，实际上是中国茶道思想在文学上的表现。

 　　 三、《茶经》，中国茶道的经典著述